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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耿wrote:
老Y,交通神人,北京通,思维不走寻常路,时不时令你产生讶异的目光。
                                                   --2007年8月13日写在扉页 
Aug. 13

Y汇管理局

始创于1984年
October 11

广信以西,广信以东

即将暂时离开城市,前往黄姚,发觉柳州值得留意的竟然是宾馆对门的快餐店。学KFC,学得很像,连厕所都像,名字也是三个字,只是卖的是烤鸡。从未见过本土快餐学得这么像的,人多,络绎不绝,有看头,打算明天赶车前去支持一顿早餐。谁料第二天七点半起来,这店不开门。只好对面螺蛳粉伺候。柳州每天只有两班车到黄姚,我得以有时间在这缅怀一下这座城市的总设计师。
为了避免走重复的路,从柳州到桂林我选择了高速大巴。接近桂林的时候走的机场路,越走越感觉仍然是在离开城市,像是天下第一最多的那个地方,起码这机场路算是甲天下了。过站一小时的时间匆匆跑趟博物馆,十分钟出来。
去黄姚的车上放着知名不知名的粤语歌曲,直到隐形的翅膀才把我的思绪拽回来。平南和那沙这次是怎样也很难去了,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也好。车过阳朔,不再走321国道,只是中午光线发呆,相信日出和黄昏时沿途所见应不次于景区合成照片。刘德华被挂在车前的显示器上嚎了一路,辛苦堪比未出道的二人转演员,意外的是,进黄姚下车前放的是S.H.E的触电……第二天离开黄姚时,鼻涕……直到爆炸——我感冒了。
黄姚没有什么酒吧青旅军品店谭木匠啊呀呀,不过古镇的区域也收钱,而且也已经有人辞职跑去开客栈了,贺州市节前通了火车,据说路过黄姚的高速公路很快通车。广西向来交通不便,去黄姚的路勉强达到村村通级别,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繁盛的地方至今如此。有电影在那里拍过,黄永玉画过,张五常写过。张五常认为这里对联不及格,建筑胜徽州,风景算不得美丽,而是中国特有的幽美。我下午到那后做了两个小时胡同串子,天黑了吃完饭后刚好赶上德甲直播,斯图加特踢得不好,转身出去赏月。无论日景夜景场面特写,喜欢摄影的朋友不应该错过黄姚。
从贺州到梧州的大巴上依然是在晚上,虽然是国道,连中线都没有,还是感觉狭窄。毕竟是依赖汽车的地方,司机素质极好,猛于北京稳胜云南,让我可以看着车外的模模糊糊的南岭此起彼伏。到达梧州已经是晚上九点。据传粤菜好吃,八十年代粤菜拉开了全国餐饮市场开放的大幕。反复尝试未可知,至少梧州的蒸排骨和某粥里的肉很是有骨气,还是包子蒸饺之类来的过瘾。梧州是粤语的发源地,餐馆气氛都与桂柳不同,可惜我不懂粤语,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一觉醒来,梧州再见。当然,原产地的龟苓膏自然要喝的。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梧肇佛广一路走来,凉茶尽享,感冒见好。见好便收罢。当晚拜谒了与地铁同岁的得心酒家,是出来后吃得最好的一顿。意外的收获是找到了十几年前百读不厌的足球报报社。当年京华新村版面是我认为中国至今最好的球评。在广州的宾馆里,推开窗就可以看到古今中外,趁最后的一个上午跑趟禅城。珠三角高速发达,新闻里常说把珠江口周边所有城市转一遍只需要几个小时,我吃粤菜估计永远也不可能这么撑的,还是三小时内佛山回穗连带退房搭地铁一路通深圳,硬卧当年的京港直通车,打针都冇咁快!
October 10

从湘北到岭南——T61及2513列车上散记

时隔21年再次坐软卧,蓝皮的25K都已经略显陈旧了。模糊记得上次坐软卧还是绿皮,呼局的王牌红旗列车,90次,赛汗塔拉回北京。昆局的空调开得很优雅,25度,RW25K车厢的头顶也没有直吹的凉风。

明早到长沙,估计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岳麓山。山不在高,到顶就行。很多事做起来未见得有什么回报或有多少人欣赏,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爬山如是,买票也如是,即使到最后一刻也只是互助,绝不给黄牛机会。明知有可能买不到票,但即使出高价也要满足一下自己。没有体验过二手票的遗憾,好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以靠科技搜集临阵变卦的乘客信息,满足自己的同时帮别人解了难,全仰仗金钱挂帅,不再麻烦行政级别出马。昆局昆段盒饭丰盛,白菜豆腐豆腐干宫保鸡丁辣凤爪酸红椒,带一碗紫菜蛋花汤,售价二十。这车毕竟也是黄金周的热门大T,餐车推过去,再没有降价的盒饭回来。

只是火车毕竟不同飞机,安全防盗反毒禁烟等提示播放频繁,高等车厢也不例外。想想同样是为旅客平安,空姐都是以自己的从容感染乘客,何故?百思不解,睡去也,反正洒家的包厢四张铺里,相对来说,自己可能是最不安全的因素:P  十点已过,关了灯还有广播,依然是安全提示。不知是否自古如此,当年父母坐61次应不下十趟,回去一问究竟。

Zzz…

车近长沙城,感受湘菜威风,路边广告牌林立,“餐谋天下”最为抢眼。湘菜辣人,湘女漂亮,名不虚传。只是不知为何天生丽质的女孩们要拼命修饰,长沙不是眉山,何必呢?不知道是不是我先入为主,进长沙城注意的第一个广告牌是个婚纱生意,连起来读是“你好漂亮,中国长沙”,自由而傲气得可爱。走在长沙的街道上,感觉就像看湖南台或是体坛周报,神经总是被调动着。不过这两样东西调动我有困难,倒是岳麓山上的桂花香气沁人而不撩人,让人愿意被它所感染。娱乐归娱乐,读书归读书。贾谊故居外的太平街貌似长沙的南锣鼓巷,整条街上唯独其宅邸保持着一份清高,如今很多大小博物馆都已免费的情况下,步行街上的贾宅依然高调的收费十元,透着惟楚有才的霸气。下山解决了一碗冰凉粉,居然是宝路薄荷糖的味道,甚为好吃!湖大小炒后去湘博,没想到沿路管制,即使不在北京,也被国庆了一把。抵挡不过,趁夜色来临,抢下长邕车最后一铺,流窜入桂……绿皮吊带硬卧,二十年后再相会,车内热情33度!

September 17

不骑车的时候可以看书

最近囫囵吞枣读了一堆杂七杂八的书,古训曰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结果没捡着几个,但是有大蜜枣。本草纲目说这东西可以入药,补血的,西医说是补铁,总之是好东西,吃就是了。不过这东西虽然是好药,不是毒药,但是一次吃二斤半也受不了。这是侯宝林的相声里教的常识。
马克思在初中时就偷了别人的书教育我们说: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另译蠢蠢欲动);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因此……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失血过多会导致灰尘进入,从而引起一些危险的后果。所以我决定:保持活泼,而不要冒险。也巧了,每当我刚刚开始蠢蠢欲动的时候,我的资本就被到处使用了,当然,不久之后我又可以活泼起来。用这种方法补血,一次也不能超过二斤半,要不不但很像二百五,而且是一幅快要被绞首的样子。
原来是不怎么读书的,总觉得既然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为书和路相互是替代品。我还是喜欢走路,因为可以真正用齐五官第六感,接触到好多好玩儿的东西。看书凭眼睛,油墨香算是调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算右算觉得自己看书的收益不可能比走路高。直到后来碰到几位师级人马,如梦方醒的知道有“阅读习惯”一说。有道是乱世需用重典,矫枉必须过正。其实既然矫枉,哪有不过正的。一开始所有事情都是左右摇摆的,但随着一个又一个真理被发现,越来越多的钟摆最终停在了正确的位置上。读书也是个钟摆。单摆的规律应该是高中物理讲的,那会儿老师教书都讲究什么几个W一个H,估计现在也是。我却从来只对Where感兴趣,因此扔掉了太多的枣儿。语文老师理论上允许你按地点给文章分段然后总结中心思想,但是你要是真这么干一般被认为抓不住中心而且没有思想。书是一维的,路是三维的,但是书里的世界和路上的世界都是多维的,如果维数相等且关系可以一一对应则可认为这两个世界是同构的。读书和走路方法各异,目的都是认识世界。为什么最近很多讲常识的书卖得好?可能是因为中学地理课本都已经把甘肃划到华北了。其实世界的那块并没有变得多复杂。枣是补血的,应该吃点,读书的时候可以吃,走路时候也可以。

活到老学到老,祝各位阅读快乐,如现在的天气。


注释:
三杆子: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维氏的架子搭的真漂亮,先看卡尔纳普看来是个误入藕花深处的错误。
拉斯··特维德《金融心理学——掌握市场波动的真谛》(人大),其实是不怎么相信技术分析派的,看完后确认了。但看惯了非集计模型再看看这个,不失是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选择行为的好书。
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可能是译林或上海译文),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小时候缺少的一课,我也是,补得有点晚,但还来得及。
安藤忠雄《安藤忠雄连战连败》(建工),也是有点晚,第二遍才好好看过来。
August 20

近似符号崇拜

游完泳出来饿了,回来路过航天桥的时候看到个好玩的招牌,苏浙酒楼——港式新派上海菜,算来算去平均下来好像是赣中山里的土锅。店家这不是成心气黄金荣呢么?虽然方向问题上基本很少犯糊涂,但是大晚上的被塞个长三角加一锅煲仔饭进去,我这海淀胃还真是承受不起。因此坚定了去吃单调的肯德基的想法。老肯证明了简单到单调的东西加上工序流程的管理也可以让挑剔口味的人民接受。同样来自北美,一样简单的一套东西,一把手枪、一个茄子、一顶帐篷、两块白薯,初中教地理的王充老师用这种方法让我记住了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安大略湖。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July 30

卡尔纳普读书笔记

1.卡尔纳普写的其实就是“洒家白天不睡觉,晚上在床上思考”——但是人家写的牛。用和安拉上帝玉皇大帝木樨地新发地完全不同的方法把世界重新造了一遍,写成了《世界的逻辑构造》。
2.笔记正文:逻辑概率与统计概率
如果有理由相信一个前提,就有理由相信由此前提逻辑推导出的结论。此过程谓之演绎。但归纳结论的真理性则不是必然的(不具有全局性),不仅仅是结论前提具有“归纳性非必然”的属性。归纳结论有效的充要条件是带有局部界定清楚的归纳性前提的陈述。一般来说,归纳逻辑有数学方法教我们去计算这个局部性前提下的结论的统计概率。
在物理等一般科学领域(即数学除外),任何时候都不能达到对一个规律的完全证实。原因就在于这类科学规律的发现都必定建立在有限数目的观察之上,时时刻刻都有发现至少一个反例的潜在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些领域中,“证实”(Verification)是不存在的,而只存在“确证”(Confirmation)。诡异的是,另外不仅存在不确证,还存在“证伪”——只需要一个反例。
这就是逻辑概率和统计概率的基本区别。有些书上的有些科学家自己的论述中,没有指明这种区别,给固然聪慧的后人造成了很多的混乱。
逻辑概率陈述是一个分析的陈述,其结论是要从逻辑(强)蕴涵关系的定义或逻辑系统的公理推出,而完全可以与现实世界(逻辑系统以外的事物)无关。
统计概率陈述是一个综合的陈述,其结论是建立在经验探究的基础上。
“确证度”是逻辑陈述中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听上去像是一个统计含义的概念。而这个东西就像市场中“需求量”一样,永远是观察不到的,而能够观察到的只有“成交量”。或者说“成交量”就是市场需求的“确证度”,而观察不到的东西可以作为结论时,它应该并不要求经验的调查和研究,它只表示证据相对于假说的一种逻辑蕴涵关系,即这种假说前提下(这个局部前提)的证据推导过程。
要陈述统计概率,可以运用逻辑概率,它是科学元语言的一部分。

持续阅读短文至此的同学请听题:
一、要陈述逻辑概率,是否可以运用统计概率?
二、统计概率是否是科学元语言的一部分?

July 04

一周年纪念

顺祝美国国庆。
抄书:一块红布,原作:崔健。正文:略。
June 09

扬州快

蓄谋已久的扬州独行终于得逞。古代大河的十字路口,相当于今天城市中的重要节点。人类工业化以来,扬州铁路落后机场没有,势渐衰微是必然。因为自古以来语文不好,小时以为扬州与自己同姓,属于蛮不讲理的向往已久。后来上网作考据癖,果不其然,古字就是杨州!——哪儿说理去~?
吟诵扬州的诗文古今无数,修养不够读过的不多,大俗是小杜,因为上过贵国的语文课本。姜夔的杨州慢也上过,鬼字难认不说,词句沉重,心事重重,读来不爽。大雅不知何在,但就浪诗的水平小杜胜大杜无疑。
驻地感觉应是扬州第一家快捷酒店,起家华东的锦江之星如今不仅在外被重重包围,在扬州城也被抱团的如家汉庭打得叫救命。想必是世事如棋局局新了。
自北南下,首站自然是最北的隋炀帝陵。荒郊近野地,下车竟然有过路出租,天助我也。守陵人却比昌平掉了几个档次,收我十块现大杨钱竟然号称无票,屁话,先把你放在这,待洒家回来再与你慢慢理会。不知是前辈的rp伤得太多还是陵地风水不济,未曾自建陵墓的前辈似乎并不被后人怀念。不能一无所获就离开,回来出门时趁门童老儿不备拉开抽屉见红票一沓,轻轻的带走一张,老儿眼前云彩地留下~
湖不大,湖票胡要我90大元。比西湖里面瘦了多少我不清楚,但外面瘦了道路、建筑和长江公交车,有古风,瘦得好。晚间不开放,二分无赖的扬州明月是看不到了,旅游局是蠢材中的战斗机。如今的二十四桥搞得栏杆台阶步梯宽等统统24,浑身上下就这一个数字,是饼才的作品,土掉渣。
八字好听,怪字不好听,八怪却也落得个小集团的快意,况乎有理论有实践有创意有品牌激浊扬清优胜劣汰百年不衰市场追捧,主流不容是瞎了眼,应送文化产业MBA经典案例库首卷收藏。
南派园林,民宅,原来是比恭王府有意思的。如今却只见有钱空手炒楼的,大概是因为造园炒园的先修课程太多。因此任志强决不是他声称的那样只为富人盖房。
稍有遗憾的是端午成行,最好应该还是农历三月,清明左右。
扬州公交运转记录:
26 火车站-世纪联华
20 蓝天大厦-双桥
1 石桥-石塔寺
23 蓝天大厦-扬子厂
103 扬子厂-瘦西湖
61 平山堂停车场-何园
209 渡江桥-仙鹤寺
29 仙鹤寺-文昌阁
20 美食街-石桥
1 石桥-渡江桥
19 渡江桥-何园
4 琼花观-世纪联华
30 史公祠-时代超市
27 时代超市-石塔寺
1 石塔寺-石桥
20 石桥-汽车西站
16 汽车西站-润扬森林公园
May 05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扔地图

四月某日青羊宫与道长一辩,我问的是《德经》首章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何解,道长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当时以为是道长是蜀国耳朵,听不清普通话,王顾左右而言他。回来蓦地想起到达当日下榻宾馆途中丢失身份证一事,雨夜零点过后找到实乃天算不如人算。《德经》末章曰“天之道, 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长当天值班于降生台,虽不知道我的人算天算之事,可这句一说出来,怎样也像是半仙。只是道长多专注于道教而非道家学说,感觉有点遗憾,如同我见了东坡没吃肉。据说最近肉价又便宜了,无论城、乡,还是三轮上。

不连锁又不豪华的酒店,大概应该没什么希望。门不是开不开就是锁不上;浴室要么洗不爽,要么就是汪洋一片;须知手册三本有两本被浸过;酒店简介语言格调低下;电视连凤凰都没有;床头开关只能控制三分之一的光源;电梯里永远存在毒气味道;早晨高音喇叭强行催人起床;服务员在你没落东西的时候查房,在你落东西的时候不查房并且催你尽快走人。

城里看那是乡,乡下说那是城,那就是所谓城乡结合部,去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坐三轮的。气候好不等于有太阳,大概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培养出不用化妆的皮肤,偶尔看到一个化妆的就显得特别不自然。大概是因为玉林这地方,是走上川藏路的有些人最后的疯狂吧。这儿有点儿三里屯二代的意思,在眉山尽管也是没太阳,也是经常被晃得睁不开眼,但是还得睁,戴太陽眼鏡

成都公交运转记录二
305 蜀汉路东-金沙中心站
407 金沙中心站-草堂中路南
115 成都南站-玉林北路
109 九茹村-九里堤中路南
63 蜀汉路东-铁门槛
407 铁门槛-青羊宫
513 青羊宫-永陵路口东341 永陵路东-蜀汉路东

April 30

08Apr录音整理(十之十)

有些学生问我为什么我的兴趣那么广泛而每一样兴趣都做得那么好,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像我一样。我大致上答案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兴趣在什么地方,第二要知道自己在那方面有没有点天分,第三就是你要愿意去尝试。这个问题上可以夸夸其谈,可以有高傲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怎么样做都是沧海一粟,你自己都是无关重要的。但是你要清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秦始皇认为是还有很多次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因为你在这一生中你要不去做的话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只要自己认为是有兴趣的,自己是有些少的天赋的话,你就试一试,客观地衡量自己。我喜欢的兴趣大部分都是在手上可以拿得到的,比如写一篇文章,或者是写一部书法,或者是一件摄影作品,一个经济理论。我希望是手可以摸得到的,假如手上拿不到的话我就没什么兴趣了。我不知道你们对什么感兴趣,但是打麻将我就没兴趣了,因为他不是可以拿在手上抓在手里的,不能够自己欣赏。我太太常常笑我为什么自己的文章反反复复看那么多次,这有点自恋狂。怎么说呢?就是说自己做完一件东西感受很好,但是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步骤。就是说一件作品,你觉得有些少机会可以做得值得保留的作品,到快结束的时候你那个拼命感,拼搏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觉得自己是沧海一粟,一方面你又觉得自己不能再有来生。所以在重要关头的时候就要杀气腾腾,要杀气腾腾!好像几年前,我拿着照相机到黄龙,九寨的黄龙,三天我就拍了一本摄影集。就是我拼命得很厉害,怎么能碰到这样的机会呢?刚刚下完雨,水很多,瀑布很好。当地招呼我的官员给足我面子,一早五点钟就送我进公园,跟着太阳就出来了,光线很猛,树的颜色也好,环境是一百分,我连着几天。到我第三天到黄龙的时候,前一天晚上下大雪,已经说明了明天我们可能上不了黄龙,但我们还是到了。到了山头上已经是早晨八九点了,阳光普照,跟着突然间天气转暖,在树枝上的学开始融化,闪闪发光,我就知道,我带的照相机是最适合拍这种照片的。我自己发明的拍摄法是最适合拍这种照片的,我所有条件都齐备了,上帝帮我一下。但是我是老人家,黄龙上面氧气不够,那我拿着照相机一个小时拼命奔跑,结果拍了十几二十张雪景,前无古人,前无古人!这件事做得到吗?到了那个时机有个机会,所有条件都具备,什么条件都具备,照相机啊胶卷都齐了。我有个助手在旁边,还拿着帮我挡光,又帮我背着相机,当时的气氛环境是一百分的,哪里可以碰到这么好的,大雪以后大阳光,雪全部融了,融之前雪就变成像冰一样的,整个山头闪闪发光,怎么能碰到这么好的机会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机会每个人都会碰上一点的,就像我写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人人都说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要印的。我到了芝大图书馆,我借到新的资料,再拼一年。怎么解释我这么拼命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所以你们想有点成就,不难的,不过要拼命,在适当的时机要拼命,不适当的时机不要拼命。现在到我这个年纪,我要拼的话就是拼书法了,因为我看到了自己有机会可以写到自己最高的境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行的东西就不要太勉强。因为有的人明明是没有可能的还要勉强着来,那是很蠢的。你有那个天分而又不去努力也是很蠢的。所以你就要自己问问自己想不想有一番成就。你假如是像我一样真正相信自己生命只有一次,那你没有理由不去尝试的。就是那种满足感,那个满足的情感,说不上口的,说不出来的。我1969年开始研究佃农理论,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公司的问题。因为我在1968年的时候不明白科斯说的是什么,1969年我到工厂去研究,一直研究到1981年科斯退休,要恭贺他退休要我写一篇文章,我就为了这个场合写了《公司的合约本质》。我当时没有准备自己要写的。1968年开始我就有这个问题,去收集资料,我1981年动笔,开始构思,1982年初,当时二三月份,我坐在那边写。我习惯用黄色的纸写,墨水笔。日以继夜的写,到底写了多久我都不记得了。用手写的,还没有打字。我一写完,我就知道我这篇文章可以传世的,我就站起来仰天大笑。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其实是很重要的,但严格说起来很多地方都是错的。他是从20岁开始写的,27岁才发表,27这么年轻写的当然有些问题了,太年轻就有问题。他问这个问题,他说在市场上有价格的指导去从事生产的人,看着那个价格,花生价高我就种花生,水果价钱够高我就转去种水果,那是从价格来指导生产,这是斯密的传统人人都这么说的。但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在一个工厂里,那些员工是受到一个人,领导或老板在指导他做东西的。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没有以价格为准的,就是说要你做就做。把你请过来,叫你去扫地就扫地,要你去打字就大字。为什么那么人要去做奴隶呢,那就跟做奴隶一样,为什么工厂里有人自动去做奴隶呢?那么科斯的解释大致上是对的,但是不够精准。他说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市价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所以,公司就代替了市场。公司代替市场是1937年出现的概念。我们再重新分析这个问题。我是个员工,劳力是我自己的,我自己可以在街边卖花生。我自己就可以做小生意的,但是我不这么做,我去打工,我接受你的指挥,我是心甘情愿去做奴隶的。我有权不做,但是我心甘情愿去做。所以新劳动法一开始就违反了这个问题了。你心甘情愿去做,你不让他做,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吗?为什么我心甘情愿去做呢?第一个明显的答案,就是他替人家打工,他去做奴隶,他的收入比他自己在街边卖花生要高,要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去卖花生呢?科斯说,是价格不清楚。那就变成了与其是市场叫你去做事情,倒不如你去做奴隶。这个问题呢,我回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上班不到两个星期,有位同事想升级做高级讲师,我是他的上司。当那个委员会决定他能不能升级的时候,我一定要坐在那里的,在座还有其他几位教授、院长等等。但是这位同事我不太熟悉,我才到了那边两个星期。他是做input output(投入、产出)分析的,人人都问他题目,我是系主任,是他的直接上司,我不可以不问他一条题目的。那我就问了,你在街边小孩擦皮鞋的时候,擦好了,你给他一块钱,这一块钱到底是买他的生产要素呢还是买他把你的皮鞋擦亮了?你这一块钱到底是买他的劳力呢还是买他把你的皮鞋擦亮那个光泽呢?他怎么也答不上口,他答不出来当然是没有得升级了。然后他离开了那个房间,在座的委员就研究,他们就认为怎么会有这样的博士,这么多年这么蠢的。我说他并不蠢,你去哈佛大学问那些教授没有一个答上来的。那答案是什么呢?你那一块钱是用来买你擦亮你皮鞋的鞋油也是买这个人的劳力,是没有分别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有分别的话就是在有一个人是聘请这个擦鞋的人,然后给他一个时间工资来打工,那你来擦皮鞋,擦了以后把擦好的皮鞋还给你,送你一块钱,就变成有两个市场存在。一方面,我给你五块钱一小时,另一方面,我收他一块钱擦一次鞋。这边就叫做生产要素市场,那边就叫做产品市场。但是这两个市场不是那么容易分得开的,就是在香港五十年代初期,那些人,很穷的,就在家里穿珠子。一件一件赚的。有人把珠子交给他,很小很小的玻璃珠,也给线他,给些图案他,你在家里穿。是逐件逐件算的。一件一件做完以后,看过了,满意了,一件一件算钱的。然后把这些做好的珠子、链子什么的交去给订购的人。这个不是以时间来算工资的,是以产品件数来算工资的。这个经纪人,这个代理人,或者这个经理人,或者把它称为监管人,他只不过是个中间人。所以我给你珠子穿,我一件一件买回来,一件一件算钱的。另外那边我交出去,跟作为一个中间人是没有分别的。什么是劳力市场,什么不是劳力市场,因为你说不来什么叫劳力市场。科斯说,他说公司的形成是代替了市场,这一点是不对的。只不过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假如是他是支付时间上的工资的话,然后逐件的卖出去,那个行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但是时间工资呢,只是一个产出的代替。它本身不代表有价值的。你请一个人帮你做事情以小时来计算,他假如偷懒的话他未必能够做出什么东西来。假如你是逐件算的话,他会做多一件件数给你,但是质量可能有问题。假如以时间算,那你就要监管他的时间,偷懒是人之常情。那你为什么不逐件算呢?逐件算有时候你算不到件数的。你去看看成衣工厂,全部都是逐件算的,领子也是逐件算,袖子也是逐件算,裁剪也是逐件算,钉子扣子也是逐件算,然后把它扣成一件,这是有很多功夫,是要几个人一起做的,太琐碎了。逐件算是不成的,有些是有创作性的,要有设计的。你说设计是逐件算的话,那不是就乱了吗。他给你一些垃圾的设计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要逐件来算的时候,议价的费用太高,那么市场就要看情形而作了。任何市场都是有时间工资的,又有件工。那么件工的人,你想说,有产品了,让你算一算一个小时可以做多少件,然后看看他以小时在外面打工的话可以赚多少钱,那么我这边接到一张订单你做不做。你要做的话多少钱做一件?那其他怎么分你们自己去分吧。假如你是从事件工的,我就要找人监管。但是太琐碎的那些呢,我就要以时间来算了。比如请个女秘书怎么算件工呢,比如倒杯咖啡,或者是打一封信,帮我听个电话,这没有办法算件工了,很难算的。有人说逐件算难定价的话,那么就以时间来算了。但是时间算的时候做的散漫是常见的,你给他件数算,他就斗快,件数越多越好,那就粗制滥造。就是说你把目前的方法改变了,它的变化就不一样了。监管的方法也不同了。现在回看公司的情况,什么叫做公司替代市场,没有替代市场,只不过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合约,用时间合约替代了件工合约,或者是件工合约替代了市场上连中间人都没有的合约,全都是以合约替代。为什么用合约替代呢?就是要减轻交易费用。所以最近我对新劳动法批评得很厉害就是因为合约能够自由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而清清楚楚组织发行劳动法是……没有可能……假如不改的话经济是没办法发展下去的。哪里有这么蠢的政策,完全没经过大脑的。就好像美国,美国一早就说件工不合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最低工资够高,那工人一看,做得再快也赶不上最低工资的收入,所以他们件工不合法。那么现在我们的劳动法这样子,假如最低工资够高的话,件工也不合法。你要知道中国的情况在九十年代后期通缩是很厉害的,失业率很低。为什么那么低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合约选择自由。在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不是弗里德曼所说的是因为货币增长那么简单造成的。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最低工资很高,然后福利制度很高,件工是非法的,就搞的经济大萧条。那个时候失业率达到30%。假如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这些制度存在的话,那个时候失业率起码15%-20%左右。但是当年只有4%,就是因为合约选择够自由。你件工合约选择很自由,它会自动调低的。老板接了一张订单回来,我要做这一件玩具。你要出那么多钱,把板子做出来了。你去跟工人说,我公司就是要做这么多,我的电费水费管理费用厂房租金折旧率我就是要收这么多钱,其他你们要怎么算你们算,你只要能够做得到。那些工人不是不讲理的,他知道他应该是做不做得到的。所以这方面这样子就带来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产品,什么叫做一件产品。有时你以件工来算,一个洋娃娃分几十部分,你就算同一件衣服分三四十个件工。假如你以时间算的话,那你就可以说做好的才算一件产品。一件产品你要首先知道公司的形成,定价的费用是多少,然后怎么样分开它,你才知道产品有多少市场。所以你提到vvrs~一般均衡的理论,很有名的,general equlivence,每个学生都奉信的。但是我说不是那么简单的,vvrs里面有产品的种类,有N那么多种,相对价格是N-1种的。但是vvrs又说,他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当你假设交易费用是零的时候,你怎么知道N是什么东西呢?没有可能知道的。所以一下你就错了,逻辑一起就错了,错的一塌糊涂。你的数学方程式再怎么好看都没有价值,经济内容是零分。也就是说没有交易费用,你就决定不了那个N。决定不了N的话怎么决定N-1?所以这个笑话,这种笑话,课本里面就很多这种笑话。所以课本里面所说的所谓公司理论,其实讲的是那些产出理论啊、成本曲线啊,根本就是没有内容的。
我们现在回到最基本的问题。课本说,有一个叫做产品市场,一个叫做生产要素市场,你们念任何书都是这么分开的。我读本科生的时候搞不清楚怎么分开法,老师以为我发神经。到了我变成研究生的时候,我更加分不开。假如你看到我写的那篇公司的合约本质,怎么分哪?在件工上分给我看。我就是不用件工来算,我擦皮鞋的那个例子,我重回擦皮鞋的那个例子。我做老板,我给他五块钱,然后我转手卖给你,一块钱擦一部鞋子。市场又怎么分的开呢?都是那个市场,某一个市场,没有两个市场,只不过是两种合约而已。所以我看科斯,他常常说产品市场被公司替代了。我看来看去都不明白。所以很多人就以为科斯那篇文章是没有用的,其实是有用的。我到后来最后怎么解决这个答案呢,是在1975年。我真的跑到香港去擦皮鞋,我坐在那个木箱上面,街边的木箱上。我跟那个小孩讲好,两块钱擦一对皮鞋。我坐在那里,一个小孩拿我的右脚来擦,抹了一下子,另外一个小孩走过来就要擦我左脚的鞋子。我说这样的话我怎么付钱啊?那个小孩说,每个一块钱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个小孩互不相识,不需要问的。当时我就意识到,这就是克斯所指的产品市场,交易费用够低。假如我一只脚穿一只鞋子,另外一只脚穿一只靴子,那就没那么好算了。那可能要找个中间人付小孩子时间的工钱,然后卖那个擦鞋的价钱给我。我这个擦鞋的故事写在文章里面的时候,这个故事在美国很红的,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坐在一个装苹果的木箱上,他们来擦鞋子,说好是两块钱。一个擦了一只,另一个跑过来擦另一只,不用问的,原来他们两个是完全不相识的,那个这就是科斯所指的市场。任何其他合约他都叫做公司。但是科斯跟我也有一点不同的。我在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我那时做蜜蜂的研究。我说现在,一个苹果,果园的主人请一位养蜜蜂的来帮我传播花粉,到底是一间公司还是两间公司呢?答不上来。他现在还是兼职,公司是分开的,我就分不开。你们说是一间公司还是两间公司?在债务方面当然有得分,在产权方面怎么分呢?我是苹果园主人,你是养蜂的。假如你把蜜蜂租给我,一箱一箱租给我,租给我两个星期。我给你钱,多少钱一箱蜜蜂,很多人认为是两间公司。假如我是请你来给我打工,我给工资你。很多人说这算是一间公司,那有什么理由啊?因为转了合约就改变了公司的数量?假如我给你分帐呢?那又怎么算呢?根本这种公司是没有办法分得开的。就像大商场里面,都是一个商场上面管下面几十家公司。所有小公司的收据都是用同一个商场的名字,是不容易分的。在中国的情况更不容易分,现在物以类聚,工业也物以类聚,统统走在一起,动不动就一起……我收了一个大订单,我来不及做,打个电话就去另一个工厂做了。这种发散订单出去是很普遍的事。假如一个工业,譬如说一间鞋厂关门,有问题的时候,一连串他支持的工厂都有问题的。那怎么办?那你怎么鉴别这个公司到什么程度才终止?是界定不到的。所以公司的问题,就是合约的性质改变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可以转变的时候不用物品的,或者是变成用时间来算钱。可能是分帐,可能是分红,种种不同的办法。可能是让你承包,种种不同的合约安排。有兴趣而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合约会有不同的安排,这个才是重要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而不同合约安排之下的含义又是什么样的?这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经济话题。至于公司是不是能够分得开,反而这一点也不重要。我们常说,不同市场其实是同市场,只是合约安排不同。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你选择的问题。市场的存在是因为要减低交易费用,还有这种市场合约,也就是逐件产品计算的合约的存在。以时间算工资而不是用件数来算薪水的,科斯认为这不是市场,其实也是市场,只不过换了另外的合约。这种合约的选择就是为了要减低交易费用。来来去去,都是交易费用的问题。所以北京的朋友们他们搞新劳动法完全不明白你要劫富济贫,要去其他方法去做。你不要阻止这种合约选择的问题。你要向有些人开刀,你首先要让他赚了钱才开吧。不要那么蠢。你搞得有些人没钱赚的话怎么开刀呢?就是对经济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你看外面的课本都搞不清楚。课本上这边说是产品市场,那边是生产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同一个市场。
还有一点我想讲一下,讲到公司,本来我可以继续讲两个小时没问题的。可是我昨天晚上想一想,我还是讲讲这一篇还没有发表的文章。因为它跟公司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谈谈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根本就是一个公司理论的变化,是科斯叫我写的。他对我这篇文章非常紧张,他昨天才写信给我,叫等我修改好的文章给他再看。中国的制度,是很神奇的。是我认识的,在新劳动法之前的,中国的制度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制度,我认为是人类最好的制度。假如不是因为好的话怎么会发展这么快?那个速度快得惊人,你们看看长沙、你们看看上海、你们看看西安、你们看看洛阳、你们看看郑州,你问问你们父母以前是什么样子?真的好象发了神经一样的。二十九年,直线上升。很多人批评,中国有贪污,有权力斗争,几十样。当这些人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都对他们有批评。我说你们不要告诉我中国做错了什么地方,我随时都能写一本书出来,我哪里需要你告诉我。你要问的题目不是说中国做错了什么东西,满街的人都知道,你要问的,是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经济奇迹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中国做对了什么地方?很多地方是不对的,你满街去骂都可以,你不要告诉我。我跟踪中国的发展几十年,怎么会不清楚呢?现在问题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你不要告诉我因为他们贪污所以中国今天发展这么快,你不能说今天中国没有法治发展这么快,你不能说他们是乱来一气所以发展这么快。就好比如说这个傻子去跳高,他完全不会跳的。所有专家都说他不会跳,姿势又差,跳法又不对,没有一样是对的,但是他可以跳到八尺高,世界纪录。那你就要问,他什么地方跳对了?他什么地方做对了?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所有东西都不对的,没有一样对的,但是它破了历史纪录!……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我提出来的中国问题,你不要告诉我贪污那些问题,也不要说法制,因为我自己都被法庭骗了钱。但是我身为一个经济学家,个人归个人的事,科学归科学的事,我就是要问,做对了什么地方。你看美国那些人,说中国因为贪污所以这么好,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贪污……那印度贪得那么厉害,没见有多好。你看朱镕基九十年代大手削减贪污,跟着经济飙升,那你的贪污理论从何而来?中国做对……这才是问题所在。还有半个小时我讲给你们听,你们发奋也想不到中国做对什么地方,我为这个问题搞了三四年,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待不待都会续的)
April 29

08Apr录音整理(十之九)

在1848年,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事是马克思发表《共产宣言》,第二件大事就是米尔发表他的《经济政治学》。米尔是在人类历史上被公认为最聪明的人,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存在。他在书里面提到一个例子,后来变成两个非常富有争议性的话题,那个例子就是灯塔的例子。第一个话题,灯塔是私人造的,是帮着晚上行走的船只不会触礁。但是怎么收费呢?他的结论就是说,灯塔的例子就是不可以让私人来造。它对社会的贡献是能够协助航海,但是收不到钱,所以不应该由私人来造。第二个问题就是后来萨缪尔森能够拿到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他说既然灯塔存在,你服务多一条船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你收费应该是零。那么就多了一个问题了,灯塔有收费的困难。萨缪尔森就说,就算是能够收得到钱也不应该收,因为你服务多一条船的边际成本是零。这个题目吵到今天还在被争论,我们不要理这一部分,我们来先理会第一个收不到费的部分。收不到费的那个部分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的利益与私人的利益是有分歧的。我收不到钱,你们受益,就变成以后的私人成本有分歧的大话题。到了1920年,剑桥的经济学家,庇古,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也就是《福利经济学》,他提出很多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我认为是最有想象力的例子,庇古一生可以算是最有本事的例子。两条路都是从城市A到城市B,一条路呢是铺得很好的,但是很窄,第二条路呢,是很宽的,永远不会堵车的,但是没有铺好,凹凸不平,走起来很难走。两条路,让人选择,人人都选择比较好的那条路。那条路堵车,走不动。走不通的时候呢,勉强得政府要干预一些人走另外一条路,效果怎么样呢?走坏路的人没有损失,因为反正他在好路那边也走不通。你把他赶过去,时间是一样的。比如说原来好路是半小时走到,坏路是一小时才走到。现在好路堵车,也是要一个小时,多了一个小时,那么那些人还不如就去走坏路了。庇古说,那就抽税吧,走好路的人要抽税。就使得那些用好路的车子赶到坏路上去。用好路的人就赚了,因为没那么堵车。而走坏路的人也没有输到。因为在好路上堵车也要一个小时,在坏路来走也是一个小时,他也没有损失。所以他就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有分歧,这类的事情政府一定要管。政府要抽税,抽很多的税。这是1920年的事。到了1924年,芝加哥大学的奈德教授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很难明白,但是很重要的。他说这个代价就是很大的。奈德这个代价是很大的,思想正确,但是文字很难明白,所以这个代价很大。他说什么呢,奈德就提起这两条路的例子,他说庇古是对的,很对的。但是问题呢不是市场上行不通,不是说要政府干预,而是说这条路没有业主,没有人收钱。假如这条路是私人的话,路主会懂得怎么收钱。那收什么钱呢,收政府抽得那个税。把一些车子赶去开那个坏的路。所以你们说这个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有分歧,就是因为公路没有私有产权的问题。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科斯定律。但是奈德的分析不够清楚,我要看好几次才明白。这么说起来奈德不拿诺贝尔奖是没有道理的,他的五个学生都拿诺贝尔奖,他怎么会拿不到呢?所以他这篇文章应该是可以拿诺贝尔奖。你假如看他这篇文章的分析是很精辟的,牵涉到很广泛的问题,但是很难念。我在1967、68年的时候见过他本人几次,我亲自感谢他的那篇文章。但是在诺贝尔奖颁发了五年之后过世了,所以他拿不到诺贝尔奖很可惜的。现在这个问题,通常这样子的一篇文章写来批评一个人,你庇古是没有办法进行反驳的。它没有回应,在他《福利经济》再出版的时候,他只是把这个两条路的例子取消了。他没有回应这个问题。假如他当时回应这个问题,也就是假如争论起来的话,那么它在经济学上的发展会好很多,但是他逃避现实。就是奈德提出的那一点是不可推翻的。所以这个社会成本的问题一直推迟下去。
在奈德那本书里,还有其他例子的。但是那些例子都没有两条路这么含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工厂污染邻居。这个工厂生产,烟囱出来的煤烟污染了邻居,这间工厂不理会邻居的损失,他只是考虑自己的生产,污染了邻居。原则上是应该赔偿的,假如你不赔偿不久变成社会有浪费了吗?因为这个社会的成本是比私人成本要大的,社会的成本是要把邻居的损失也算进去的。这个例子在庇古的书里只有一句话,就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他说种田,火车经过你的田,火车的煤烟对这个两侧田的农作物有损害,那也是私人成本跟社会成本有~。因为社会成本并不只是火车的成本,还要加上对农田的损害。1969年,我的老师阿尔钦,斯蒂格勒去日本玩,在火车上看到外面都是农田。他问那个火车管理员,他说火车两边的农地是不是比较便宜呢?因为受到火车的损害。那个管理员的回应说,不是的。在火车两旁的农地还要更值钱,因为火车会把两边的飞鸟吓走,就少吃农作物。这是个有名的笑话,这是斯蒂格勒亲自告诉我的。到了科斯和戴维德退休的时候,斯蒂格勒要去致词。他说笑话是很有本事的,他的口才是经济学家是最厉害的。他站在台上,准备讲。突然他大吼一声张五常,因为他看到我,走到我的位子上。到底什么事呢?他准备开口讲话,看到张五常,就在耳边问我,说“几年前我在日本跟你说起火车的例子是什么例子来着?”他不记得了,我说,飞鸟飞鸟。他非常开心,他说“感谢张五常提醒我这个故事”。
当年到了五十年代的时候,有关经济发展学说是很流行的。你看看五十年代的经济学报,甚至六十年代的一部分经济学报,其中一大部分都是讲发展理论的。发展理论一大话题,就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话题,就是外部效应的话题,externolity这个话题。这个外部效应的话题,就是说怎么样增加投资可以增加外部的利益。如何去减少外部有损害的投资。所谓外部就是收不到钱的那些,是那些应该赔偿而不需要赔偿的。其中一篇文章也很有名的,是米德写的,大概是1952、53年左右。他是讲这个很出名的蜜蜂的事情。他说蜜蜂在果园里面飞,那个养蜂的人,当蜜蜂采花里面的蜜糖浆,就有了蜜。蜜蜂的养主他是不需要给那个果园的,那就有外部效应的问题了。当蜜蜂去采蜜的时候,它又把花粉到处传播,对果园是有利的。但是果园也没有付养蜂的人钱,所以这又是有个社会成本的问题。后来我自己在1973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有人叫做《蜜蜂的寓言》。那篇文章是成了名的,都是收钱的。蜜蜂到我的果园来采蜜糖我怎么会不收钱,我当然收钱。你蜜蜂把我的花粉传播,我也要给钱你的。这个市场存在,只不过经济学者们都没留意到。现在回头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也就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外部效应的问题,所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是争论的很厉害,五十年代几乎各个都在争论,政府到底应不应该管,应该管多少。科斯对这些东西是不熟悉的,他没有念这些文章。科斯是……1910年出生,大约是18、19岁大学毕业。1911年出生,十八九岁大学毕业。他毕业了以后呢,毕业的时间太早,要等时间,拿了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几个月。去偷听纳德的课。听了两三堂之后,他觉得奈德讲的不对。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公司的本质》,是1930、31年写的,后来到1937年才发表。这篇文章没有什么人注意的。后来到1969年我写文章,我说我写这篇文章其实是从科斯那篇文章来的。所以他那篇文章又开始有人注意了。关于公司的问题我在下一堂课会讲。后来科斯到了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换了一个学校。他早期的研究,是研究垄断专利的问题。我认为那篇文章做的不是那么好。在专利那方面,它是研究传播的专利,好像邮政局送信的专利,还有英国广播电台的专利,他有本书是专门讲这个的,也不是那么好。但是这个人很怪,他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但他知道的东西就知道的很仔细。他想东西非常的深入,他调查很仔细,慢吞吞的,英国绅士。他想去美国做事情,在五十年代初期,他想去美国做工,没有博士是不行的。他就拿几篇文章去申请一个名誉博士学位,他有些文章是已经蛮有名的了,当然没有问题拿到了。他在美国的水牛大学教书,后来转到维多利亚大学。1958年,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的大舅,戴维德,他只有一个学士的头衔。他是念哲学的,没有念过经济的。但是他在芝加哥的法律学院里面教经济。他没发表过文章,他在教经济,他喜欢看书,不写文章。总生大概写过两三张纸。他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元老,人人都知道他厉害,但是他没有文章发表。校长也很重视他,就跟他说,你没事好做,不然你搞个学报吧。他不好意思退却,他就做那个学报的编辑,就是《法律经济学报》,一年出一本,很薄的。只印四五百本,戴维德做编辑,一点也无所谓的。戴维德深信这个学报一定要大学支持,就不应该存在。所以他也无关重要,有好文章来他就登,没有好文章来他就不登,他根本不在乎登不登。但是他1958年第一期一出版的时候,每一篇文章都好,一条方程式都没有,每一篇文章都好。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概是1961、62年注意到这个学报几乎是要抢购。那个时候大概是一块钱或是两块钱一本,一直抢到几十块钱一本。但是它没有,只印几十本。科斯那是在维多利亚,讲错了,弗吉尼亚大学,他也看到这个学报,惊为天才的杂志。他就在1958年寄了一篇文章给戴维德,戴维德一看,也惊为天文!给他芝加哥的同事看,每个人都说错,一定要让他改。科斯死也不肯改,戴维德说你不改我不能登。科斯说我死也不改的,后来戴维德说你来芝加哥做个报告,解释为什么你这篇文章不错。科斯就说要我来作报告就算了,你找些反对我的人跟我谈谈,这就是后来在1960年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
科斯就在195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明明有错,人人都说有错,那时还没有辩论,把那篇文章登出来了,排在第一名。文章叫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ission,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这篇文章我个人认为是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跟着他1960年的那篇,人人都说那篇是最重要的,那篇是讲社会成本的问题。社会成本问题的思想,在1959年,早一年发表。就是这个联邦。有的时候人就是有运气的,科斯从事专利的研究,他是研究传播行业的。他在英国做了很多年传播的研究,所以他到了美国就继续研究这个传播。他在英国研究为什么英国政府管制传播,在美国就研究为什么美国政府管制传播,所以他是在追溯历史。美国管制传播行业这么大的一个机构,他的权利是从何而来?他就去追查这个传播委员会的权利是从何而来的。他调查到原来在波士顿附近,那些渔船出海。每一只渔船跟家里人的联系都是要经过无线电通信,它有音波频率的。但是很多船只都出海,大家都用音波频率,这么多人都用音波频率,频率相同在空中就乱七八糟。有的小孩贪玩,就乱假造天气报告,这种混乱的情况认为政府要管。科斯那篇文章说,为什么政府要管呢?你把那频率拿来买卖不好吗?你既然这么混乱就是因为权利界定的不清楚。假如权利界定的清楚,那个频率是我的,你要用我的频率你要租的或者是向我买的。产权是属于谁的,整个混乱的情况就是因为权利没有界定清楚,引起困扰,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成交。还有个例子,比如这个土地是我的,我在这边种玉米,你在我的玉米田上停车,当然是损害了我了。假如这块土地是我的,我有权种玉米,你在我地上停车,你可以停的,你只要给我钱租我的地停车。但是他回过头来又问,假如这块地是我的,我有权不让你停车,那我就损害了你的自由了。假如你有权停在我的地里,停车权是你的,你损害我的玉米太多,那我就给钱叫你不要停在我的玉米田上。所以科斯就说,权力属于谁的不重要,但是要界定的清楚。……(复述一遍)他在那段上面就讲这句话,他说“清楚的权利界定就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科斯定律,这句话没有人留意到。到了1960年重写那篇文章才把这个观点讲出来。科斯定律第一次出现,很清楚的,停车和玉米田的问题,说得很清楚。清楚的权利界定就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个问题呢,这么浅的问题,当年芝加哥大学的大师们,不同意。他说我开工厂污染邻居,你岂不是说我一定要给邻居补偿?而是说邻居要补偿给我,叫我不要生产那么多?你把车子停在我的玉米田,我不需要补偿给你?反而是我要给你钱叫你不要停在玉米田上?这一点他们没办法接受,就是这一点。但这个停车的例子,因为科斯打死都不肯认错。他知道联邦调查局那个音波的困扰,只要权利界定清楚,就可以在市场上面成交。他肯定这一点是对的。一回到这个玉米田停车的例子,他就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不一定停车的人要补偿给玉米田,而反而是玉米田要补偿给停车人请他不要停。那么无形中,这个例子跟那个例子一样,变成根工厂污染邻居一样。科斯是很幸运的。你说工厂污染邻居,工厂是坏人,邻居是无辜的。但是我种玉米的话,你在我玉米田上停车,停车的是坏人,种玉米的人是无辜的。想来想去都是政府应该怎么样抽坏人的税,或者是坏人怎么样补偿给受害的人。但是他踩中的音波频率的例子是没有好人也没有无辜者的,我干扰你,你也干扰我,哪个是好那个是坏?遇到这个例子时候,就无需做任何价值观。从音波频率这个例子带到玉米田和工厂的例子,顺理成章,他不肯认错。后来呢,也很有名的,1960年春天,科斯到芝加哥,在戴维德家吃晚饭。戴维德请了当年最厉害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到他家跟科斯辩论,总共有十一个人,连科斯在内。吃完饭,科斯就问,假如工厂污染邻居,你们认为邻居应不应该补偿工厂?大家都认为应该,科斯认为,他说我不同意,那么就吵起来了,吵了三个小时。当晚参加了十个人我问过八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天晚上的辩论轰动了整个芝加哥的经济学,科斯说他死都不认错。后来辩到一半的时候弗里德曼把每个人都批评了一顿,每个人都错,但是科斯还站在那里。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告诉我,他们离开戴维德的那个晚上,是在深夜。他们个个都知道,他们见证了历史性的……H.Johnson当时在英国,他是芝加哥很有名的一位经济学家。他发了一封电报给芝加哥大学,他说恭喜一位英国人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对不对?但是科斯这个新的经济观点也等于是发现了新大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有的那些外部效应,那些所有所谓的社会成本问题都要从社会角度看。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当年我们写文章,1979年写到8x年,我向北京的领导人解释产权和市场的运作时候,你只要提到私有产权都不行的。当年北京是不能接受这个“私”字的。私相授受,自私自利,夹带私逃,没有一样是好的,在中国文化里面私字没有一样是好的。但是当我拿出科斯的观点的时候,我说权力要界定清楚,北京接受的。到今天他们也不接受这个私字的,私营叫民营,但是他们接受权利界定。
我带弗里德曼在1988年的时候去见赵总书记,他讲解给弗里德曼听,为什么权利界定这么重要,其实他是从我这边学过去的,我是从科斯那边搬过来的。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产品,包装不一样,所以中国有今天。中国也欠科斯的。权利界定清楚,那不就等于是私有产权吗?我当年跟阿尔钦学,学产权问题,谁不知道私有产权重要,但是就是讲不出来。怎么样叫私有产权啊,这个很难说的出来的,你要怎么说啊?你说这个房子是我的,你不能进来。为什么不能进来啊?讲来讲去都讲不清楚的。科斯因为音波频率的例子,他说权利界定清楚就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一言惊醒梦中人。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那么蠢的,我们在产权问题上打转,什么转让品啊,……我们看英国的产权法律,看了无数那么多,就差那么一点,那没得说了。很多人说,因为在那天晚上的辩论,弗里德曼很清晰的……很多人都以为科斯定律是弗里德曼想出来的而不是科斯的,但是我亲自问科斯,其实弗里德曼对科斯定律有多少贡献啊?他只是说了一句,他说弗里德曼讲得那么清楚,他一讲完以后我就知道我自己说对了。这句话是很奇怪的,难道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对的吗?还要等弗里德曼讲了才知道。所以我对科斯说,你1960年的春天才在戴维德家里辩论,那个时候弗里德曼才……;但是你1959年发表那篇文章,说得很清楚,权利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你早就自己说了,那个时候就已经说了,不需要再说了,所以科斯因为这件事情很感激我。到了1991年,科斯拿诺贝尔奖,瑞典很客气,把我们两个人请去了。害得我当年花八千块做了一套礼服,我对瑞典当局说得很清楚的,我说我花了八千块买了一件,我不打算只穿一次的。科斯在他那个诺贝尔奖的演说词里面,弗里德曼那天也去了,他让我们夫妇两个作他旁边,他总是把我当小弟弟来看待,要把我拉着坐他旁边。突然间有人过来拍我肩膀,说科斯要进门了,你们两位出去迎接他吧。那个场面是很黑的,灯光不亮,我们两个就出去接科斯,当然是大家都很开心啦。弗里德曼就也走出来,说你们快点回来坐,别人要坐你的位子,因为很多人喜欢坐弗里德曼旁边的。……科斯慢慢走上讲台,我问弗里德曼,我说milton,衷心地讲一句,这个人值不值得拿诺贝尔奖?他说,他啊,早就应该拿了。我知道科斯定律是科斯的不是弗里德曼的,但是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我没有对科斯讲过这件事情。他1960年的那篇文章,应该提到纳德1924年的,两条公路的问题在纳德的例子里面。纳德说得很清楚的,假如是私产的公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自然会有人收钱了。当然是科斯的解释清楚很多。但是私有产权的功能在奈德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一点应该总要提一下的,我认为是应该提一下的,假如我是科斯的话我会提一下的。可是科斯在他那篇文章没有提,59年那篇没有提,60年那篇也没有提,算是些小的瑕疵。
现在我们再回到科斯的社会成本的这篇文章,这是1960年的。就是科斯去参加戴维德家里的辩论后回到弗吉尼亚大学,无疑他1960年的那篇文章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章。这篇文章在我选择给你们看的英文文选里的,而反而Federal communication那篇不在里面。因为1960年这篇文章,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在我建议你们的那本英文文选里边。这篇文章有五十页那么长,很多人看到前面六七页就停住了,其实前面那六七页只不过是引言而已。所以大家讲科斯定律就是前面那五六页,但是他的真功夫在后面才出来的。每一件一件法庭案件来讲。所以他那篇文章不是那么容易看的。因为他这个英国绅士真的是博学多才,他看了很多案件才写一篇。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以为戴维德赶着要发表,他写了一节寄一节去,写了两节寄两节去,所以看起来以为是很多篇文章接起来的,就没有那种一气呵成的感受。科斯对我说的很清楚,他以为戴维德等他的文章,所以他一节一节的寄去,原来戴维德觉得根本就不重要。戴维德对我说假如他要等十年才写完,那我就等十年吧,其他的文章根本就不值得等的。那个时候写文章是有稿费的,现在是没有稿费的了。我问戴维德,你给科斯那篇文章给多少稿费啊?戴维德说,当时学校方面有规定,假如没有规定的话我会把全部的钱都给他。所以那篇文章多重要!……一天,在那本书里,你们看到前面六七页之后,那一节完了,科斯定律就在那里面了。然后就开始分析给你听,博大湛深。我花了三年的时间为这篇文章,我把那篇文章放在口袋里,放到纸都没了。后来我写《佃农理论》,当时还不知道是受它影响,其实是受他那篇文章的影响。当我的《佃农理论》一发表的时候,有人看到,就说假如没有科斯那篇文章的话,你哪里想到这一点啊?我说是的,你对的,假如没有科斯的影响的话我写不出这个《佃农理论》。所以当我1967去见到科斯的时候,我进他的办公室,他低着头,也不看一眼。我说我是张五常,我是阿尔钦的学生,我说我花了三年的功夫看你这篇文章。他说我的文章说的是什么?我说你的文章讲的就是合约的局限条件。他马上跳起来,说哎呀终于有人明白我了……这篇文章你们一定要看的。不是说文章里面没有错,你们要细心的看,英文又写得好,你们又可以学英文,里面又没有任何数学,没有任何经济理论,连需求曲线都没有一条,就是讲,就是讲。你们慢慢看吧,我当年看了三年,你们可能不需要看那么久,我当年自己看了三年。应该读的读物,读一百次也不算多,不应该读的读物,看一页都算多了。读书就是这个样子。
科斯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到养牛和种麦子的例子。他说这个栏杆,那边是种麦子,那边是养牛。假如没有栏杆的话,牛就过来吃你的麦子,怎么办?答案很简单,假如牛吃麦子,这块种麦子的地是地主所拥有的,你的牛过来吃麦子,假如牛来吃麦子对牛的利益增加得够多的话,那就吃个够吧。只要给钱买麦子吃就可以,就这么简单。吃的牛的增值跟麦子的损失在边际上是一样的,假如牛吃麦子是增值很少,那你就把牛赶过去不要吃。这幅大地有几成是用来种麦子几成用来养牛呢?只要这些土地是私人拥有的,权利界定清楚,栏杆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呢?放在牛吃麦子的边际利益等于这个麦子的边际损失。问题就很有趣了。假如这块买地是麦主所拥有,牛过来吃,养牛的要补偿种麦的。两人就应该建在增值和边际损害相等的地方。假如牛是有权过来吃的,麦田的人就要给钱叫养牛的不要过来吃。假如他吃的麦子在边际上利益很大,那你当然付不起了,要把栏杆移过来。假如麦田受的损害太大,而牛的利益是太小的,种麦就给钱养牛的不要过来吃。答案是很神奇的。科斯说,我不管你吃麦子的权……你只要界定清楚,这边有权让他过来吃,我有权不让它来吃,或者这边养牛有权过去吃,只要说清楚,这个栏杆一定是建在那个位置。你们明白不明白?这是很妙的这点。不管权利谁属,只要界定清楚,资源的使用是一样的。这是科斯定律的第二个版本,也叫不变定律,in……。那么第一个定律呢就是我刚才说得那个,权利界定清楚是市场的先决条件。我觉得最好是这个解释方法。假如到了1960年,因为栏杆不变,你说权力……?……过来的话也是建这个地方,不变定律就会有很多人会去争论这个不变。因为你说这个权力是种麦子有权不让它来吃的,假如那个牛有权吃的话。财富分配不同了,这个栏杆就会稍微改变一点。假如这个种麦子用它更多的钱愿意让牛过来吃,所以财富分配不同的时候,消费的图案不一样,并不是完全不变的,很多人抓住这一点,就说科斯定律是错的,其实这种东西是不用讲的。科斯写文章的时候是假设了财富分配的不同不会带来其他的效应,这种是很简单不言自明的,这种假设是很常用的,吹毛求疵。这种吹毛求疵的无聊事情是很多的。科斯定律是错的,他知道是错的,他错在什么地方?他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这是错的。很重要的思想,很重要的思维,但是是错的。我知道他是错的也知道很久了,但是不好意思写出来。我在1981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就暗示科斯是错的,错不是那么重要,错并不重要,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是错,后来到了我当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上我才说出来。到了1997年我写交易费用的范畴,我就说明了科斯是错的。他没有回答这一点,他知道自己错,他当然是不开心啦。有些东西他不是很明白,你对我影响这么大,你错,但是对我影响还是那么大,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都说了很多次了。我说了我有七八篇文章是可以传世三十年以上的,假如……拿我这么多篇来换科斯一篇这样子的文章我都愿意。我拿我这么多篇对的,传世之作,换他一篇错的,我也换。你要真正明白科斯错在什么地方,你就明白问题所在了,这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回到1937年他发表的那篇文章,叫做《公司的本质》或者《公司的性质》,它的要点我明天会从头再讲。他的要点就是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项。交易费用在经济学上不是科斯第一个提出来的,只是一向没有人重视,他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但是它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又没有说明他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就有一点困扰。所以那些方程式都乱了,你问他交易费用的假设是什么,他也说不出来。不是说没有人知道,是有人知道,只是他的交易费用的重要性没有人理会。科斯在1937年那篇文章他是很明显地说了交易费用很重要,但是到了1960年这篇文章,交易费用很重要,你看她前面的六七页纸讲这个养牛和种麦子的例子。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很清楚的。讲完以后然后转到交易费用不是零,这个官司这么打,交易费用的界定就很麻烦。一件一件案子的文章全部都是讲交易费用,所以你只看前面六七页的话,是不知道科斯是很重视交易费用那一点的。什么是交易费用呢?这是个大问题。在一条高速公路上面,请人去收费。一个女孩在收费,你付她人工一千多块钱一个月,这就是交易费用。因为有她在那边,车子就走得慢一点,这是交易费用。但是因为有收费的女孩存在,就没有人去乱闯的了,不能白闯的。所以这个女孩子的责任不只是交易,而是保护这个产权。她是维护这个公路主人的利益,一方面有交易费用,另外一方面她要保护这个交易费用。那到底有多少种交易费用?很多种的,怎么分呢?请一个人坐在那,你要想想,有个律师,是不是交易费用?假如那些人不偷也不骗人的话哪里需要律师呢?你买把锁把门锁起来,那也是交易费用啊,你是维护产权啊。那你怎么区分呢?在边际上可以分得到,大致上怎么分别呢?什么叫交易费用?一个女孩在高速公路上收钱,她一连做了很多样东西。就跟你买把锁把那马路锁起来不让你过是一样的。她的存在跟那个锁的存在是一样的,你给钱她就开锁,你不给钱她就不开锁。那怎么区分交易费用呢?根本没得区分。所以我给交易费用的定义,后来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都同意的,是逼不得已。我给交易费用的定义就是在鲁宾逊一人世界不可以存在的费用,其它全部都是交易费用。假如在鲁宾孙一人世界里,你可以想象到的那些任何成本都不是交易费用,但是在鲁宾孙一人世界里想象不到的费用就是交易费用。鲁宾孙一人世界里是没有合约的,没有律师的,不需要警察的,某种的度量费用是要有,但是某种是没有的。就是说所有的费用只要一离开鲁宾孙一人世界,只要多了一个人,有竞争,要维护产权,就产生交易费用,所有都是。当你想起来,就像香港这么一个城市,90%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银行、律师、警察,多少行业,分不开的,没有办法可以直接分开的。边际上可以分得开,一个人同时去做很多东西,在经济学上,一个产品……是分不开的,所以有这个问题。科斯说假设交易费用是零,那就要先说明什么什么东西的交易费用是零。科斯也同意我的,有交易费用存在并不代表一定有交易的,应该把它称作社会费用,或者制度费用,没有社会没有的。一个人没有社会,两个人才是社会,一个人是没有制度的,两个以上的人才有。一个人是没有交易的,所以多一个人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制度费用出来的。所以多过一人的时候交易费用不一定要成交的。你只要想想以前中国文革的时候,全部是论资排辈,全部由政府分配,没有什么交易的,但是交易费用很大的。要搞关系,要走后门,要排队轮供,那些不是交易费用是什么?一早就要去排队,买一只鸡蛋。那些不是交易费用是什么?搞关系怎么不是交易费用,走后门怎么不是交易费用,……?文革的时候年轻人拿这本红皮书在那上面念来念去,当然都是交易费用,你们有什么人记得这些往事呢?你们太年轻了。那个时候全中国每个人都拿一本红的,朋友之间一见面要先念几句,不先念几句都要去坐牢的。这些都是交易费用。你们太年轻了,不记得这些事情。你们看看这些……就知道了,那些街边蹲在那里吃一碗面拿着一本红册子,一边吃面一边在那里念,……这本红皮书的印刷啊历史上比圣经还要多,每个人人手一本。全国所有的杂志100%每一期的封面都是大赞毛主席的,那些全是交易费用。这个问题呢,科斯没有办法回答我。他说,假定交易费用是零,权利界定清楚,市场就会解决这个社会成本问题。我说,……假如没有交易费用根本不需要有市场,所以科斯定律错的很厉害的。市场的存在是为了要减低交易费用才会存在。我得到这个启示,从中国文化大革命得到这个伟大的启示,这个启示,交易费用很大,假如没有交易费用,那何必要……哪里去要私产?中央就把所有的产品都叫你们交过来,我知道什么人喜欢吃什么,也知道每一个人的生产力强在什么地方,我就分派工作。不会错的,交易费用是零,你把产品都给我,我又公正又严明,你喜欢吃什么我完全根据你们的生产能力来分配,那完全不需要市场了。你们可以有专业生产,可以有任何的自由都可以的,分派工作。没有交易费用我怎么会分派错,当然不会分配错,当然是对的。哪一个比较厉害我一看就知道。问题呢就是因为交易费用高,我分配给你,你生产的不给我也知道,那就很麻烦了。我分配你吃这个你又说不喜欢吃这个,你又骗我我又骗你,就变得没有饭吃了。市场有交易费用,有合约当然有交易费用了,律师费啊……所以说市场的交易费用比中央分配的交易费用来得少。减少些许的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上减少少许,比例上减少少许,百分比减少一点,那经济就急升了。我在1981年那本书里说得很清楚,只要减少些少的交易费用经济就急升了,这几十年来中国升得那么快,就是交易费用减少。回到科斯定律,他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所以市场会出现。市场的出现是因为交易费用不是零才会有市场的出现,所以这个错误相当严重。但是从他的角度看世界是对的,角度好,所以对我的启发很大。可以开始问问题了。
April 22

08Apr录音整理(十之八)

我今天要谈谈价格的行为,这是在经济学上比较有趣的话题。但是你看看在那些英文课本里很少提到的。我把它分成三类,课本里面有两类。第一类叫做受价,叫做price taking,传统来说这是竞争下的价格。竞争下的价格就是说那条需求曲线对这一个出售的人是平的,照这个价钱,他卖什么价钱都可以。每一个顾客的需求曲线都是向右下倾斜的,市场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但是其中的一个,一个出售的人,他只是市场上很少的一部分。所以他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持平的。他没有什么选择,他把价钱提高一点,没人要,别人到别的地方去买。假如他把价格降低,他可以无境无限的卖,他要卖多少就卖多少。没有理由是低过市价的,就照市价出售。这个经济学上所谓的完全竞争,里面的分析是很勉强的,也没什么趣味。面对有价你就出售吧。就好像现在买黄金,一个比较接近的例子。你说金价今天是多少钱一盎司,你有多少都可以卖出去,你没有理由比这个价钱卖的要低。假如你卖的价钱高过市价,没人要,你只能接受这个市场的价,这就叫做受价。我的老师提出这个price taking这个概念,现在大家都这么叫。一离开这个所谓全美的完善的竞争市场,就是无形中这个卖出的人他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价钱提高,卖少一点,你可以把价钱降低就卖多一点。那就变成有一个选择了,你要决定要哪一个价,东西是你的,你就要去找一个价格。这一点的我的老师把它叫做price searching,我的翻译呢叫做觅价。因为你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不是说你真地看到这条线,但是你知道你稍微提高价钱会卖少一点,因为现在市场都是这样子。你开个餐馆可以卖贵一点的,那不是一天都卖不到的,只是卖少一点,你可以减价就卖多了。那你就要选择哪一个价格来卖。传统上这个叫做垄断性的价格行为。因为在市场上每一个人面对的需求曲线都是向右下倾斜的,那么原则上,垄断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哪一个餐馆,你到什么地方都是如此,都是能够提高价钱就能卖少一点。不是说完全卖不出去,减价的话就会卖多一点。这是一般的行为。你们不要以为垄断是很不得了的事。所谓垄断就是市场上对你的需求那条曲线是向右下倾斜。每个人都有这个独到之处的。比如邓丽君唱歌,当然有垄断的。他提高价钱少一点人来听,减价多一点人来听。你自己唱歌也有独得之处的,你也有垄断权的,只不过没人听而已。每个人都有这个独特之处的。那么就是说,一个垄断的行为,就是那条需求曲线的价格是向右下倾斜的。下边有成本曲线你不要管它。这个垄断者所谓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那你唱的歌没人听也是这个样子的,也是向右下倾斜的(……画在了第三象限)。……老师说这个觅价的行为,我把他翻译成觅价,当年我老是把它称为price searching。现在课本呢不叫这个,叫price making,这些人就是对市场不认识。是有price making这件事情,我把他翻译成造价。怎么叫做造价呢,拍卖行就是造价的。我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朋友要拍卖一张画,他约了很多朋友去替他举手。他找到一个人,肯花150万给他买的。那是真价还是假价他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有一个人答应说举手举到150万,他就通知所有的朋友,张五常你去举手举到150万,叫其他很多人再去帮他举手。因为拍卖的时候很多人是从来没去过的,他叫几十个朋友一起去。从几十万开拍的时候,几十个人一起举手。手不放下来,一到150万,手全部放下来了。就变成有“举手党”这个称号,这些都是造价的行为,有人是造价的。地产商卖房子,也是造价。自己朋友买了一层楼就说已经卖了多少层楼了。上海有一栋楼是卖十几万一平米的,结果被政府一查。香港也有些地产商,用公交车载人去排队,好像做得很隆重的样子,不要说哪一个了。我的朋友公司上市,也不关他的事的,他叫别人帮他上市,那个上市的人……类似的更可怜了。你派的很多的老太婆去排队,隔夜的排队,市值多少钱买回来,跌到两块钱!是有造价的,是叫做price making,这种price making不是书上讲的price making,书上讲的price making就是我讲的price searching。price taking是没有什么趣的,price making也不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price searching,也就是觅价的行为。
我可以随便找到很多情况,你们要去解释它很费心思的。他有趣就是因为他们是真实的情况,只不过是古怪而已。像香港的那些饭店生意不好,他们就用方法去招揽客人。一块钱一只鸡,这是真的。怎么可能一块钱买到一只鸡呢?他为什么不用其他减价的方法呢,这种行为是需要解释的。我首先要讲一讲这种觅价的行为我做了几十年的研究,当然我们说接近。我先讲讲玉器市场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玉是在缅甸出产的,这些是翡翠。另外玉是独石,不是从一个矿开出来的,是一块一块的。玉石外面有一层石皮,从石皮上面看是看不到里面怎么样的。里面好不好呢,很难估计的。你到香港玉器市场去买这个玉石的原件,都是要商议价钱的。但是他不切开给你卖,只是在那个石的皮上磨一点点,一块,两块,三五个地方让你猜猜看,磨一点点口。在缅甸成交的时候,很多时候磨也不让你磨的。那个人买了一块石头回来磨了一点水口就拿去卖。那些要买的人,当然是专家才去买了。在灯光地下看来看去,看得准的可靠性据说是很低的。有些玉可以看得准一点,有些玉看不得那么准的。因为它里面可能有裂痕呐,可能有黑点呐,有的可能玉根本就不是那么好。有些玉质好的里面会有一条绿色的根,一条绿色的纹,这条纹有的时候窄有的时候宽。假如你买一个半圆形的玉石,假如真的是顶级货色的话要几百万。你想它能在玉石里面选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买的时候他不切开给你卖,你买回去自己再切的。那你卖的时候呢,你在市场上面买,或者在拍卖行买,习惯是如此的。讨价还价,不给外人知道的,他在房间里面,拍卖行,那藤做的篮子,每个篮子里有两三块玉石,放在地上,有灯照的你自己去看。一张四方的桌子,当然是1.5m*1.5m,他把一篮子玉石放在桌上,人人都知道的,早就研究过的,把这一篮子石头放在桌上。有三四十个人想要买的围着这张桌子,他请一个专家,专家找一块大毛巾把手盖起来,每一个人在毛巾里面握手。很快的,很快的握手,有三五十个人一下就握完了,每一次握手对方就是在毛巾地下告诉你他要出多少钱。他可以把每一个人的数目都记住。玉的主人在后面的房间里,躲在里边,就开始拍卖了,开始握手,握完了回头走两步,跟那个卖主握一下手就是告诉他到手了。那个握手就是告诉卖主被告的人出了多少钱,那个差距是多少,现在我们该怎么做,问那个物主。问完了以后再回来,再握手。第二次时候他就会说出来了他不讲价,他就告诉说你要出高一点,握完以后又去后面给卖主握手,再回来,再跟买主握手。通常是要这么做三四次,他不满意他不卖,他满意的话一叫你的名字,你一定要买。一定要叫你以他的价钱买。通常都有二三十篮子玉石卖,做完生意后一定是例行公事的去吃一顿晚饭,见者有份,你不一定要买,只要是拍卖完了就有人请客。
数学家有个阿罗,在经济学家里面很出名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很小孩气的。他一直叫我教他在暗地里怎么握手讲价钱,因为他知道我知道。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你要怎么看玉石。从那个石头皮上可以猜到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四五成,能够看到四五成的人都是有二十年功夫的。所以玉石市场这些知识全部都是家传的,我们外人不知道怎么看的。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都是在研究怎么从石头皮去猜测石头里面的质量的。石头皮切开不就真相大白了么,为什么那么辛苦,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呢?有的人就说,仪器可能切坏了,这个机会不大。但是你就是怕机器切坏,怕切坏那就把皮磨掉吧,磨下皮没有什么坏处的,起码你看中的机会高很多。那个答案我做了三个月的研究,是很简单的,一些人是隐瞒信息。我的家族研究某一种玉,家传的,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去开价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专家,你一看我开口,你会跟着我的。所以开价的时候我把手用毛巾盖起来,你不知道我开什么价。就是说大家所有的人都是要隐瞒信息,卖主我要给你看玉,选最好的部分磨一点给你看。他是要找个专家告诉他在哪里磨那个口的,那个专家是很值钱的,指明一个地方要几万块钱的。他就在那个地方开一个口,开完以后,开不中的话再开一个,不小心一开不行,那个石头马上跌80-90%的价。我给你看最好的了,买的那个人也知道你给我看的部分是最好的了。那其他人就猜吧,所以只要开多了口或开少了口,建议开哪个口的人是很值钱的。因为他要选得很好,一开,很漂亮,整个玉石就会上升几倍价钱。所以卖主就认为我为什么要切开,我只给你看一点点,我给你最好的看。买主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比如想买回来做手镯的,那是有专家做的。有些玉是适合做手镯的,假如你想要做戒指的话,那是另外不同的专家做的。要买的人也不想让人知道,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开的是什么价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隐瞒信息,就导致交易费用大了很多。从早到晚这么看,曾经有一个从大陆来香港的人拿了一块玉给我,他那个玉石上已经开了几十个口了,看上去很漂亮。我找个专家朋友来,他说你千万不要买,因为你只要打开,这里面是不行的。我就不敢买。有一次,一年多前,我到郑州去,我看到一块玉,是一个半面的挂件,好的,两件都是好的,我认为是好的,但我不是玉石专家。可是我在玉石市场里也跑过很多次了。我就想为什么要这样在毛巾上握手而不把玉石切开。我那次在郑州就赚到了。我买回来就给玉石专家开,他看到整个人就跳起来。这个玉的挂件我记得好像是十几万,那个玉戒指好像是八万。但是我这个专家朋友一看,那个摆件三件,也换不了这个玉戒指。虽然很难看,不容易看懂,他是几十年的经验,他一拿上手……也就是他认为我买的八万块的那个应该值五六十万,因为他是看惯的。那个朋友常常都是到缅甸边界去买。这个人花很多时间去学,他整天泡在玉器市场里边,他学了以后,他利用它的知识去赚钱,他不会让你知道,尽可能不让你知道。他买了一块玉回来,没有理由不切开的,你们就猜吧。他买回来,……,以为有钱赚,他就不再多开了……所以这个市场竞争,并不一定会减低交易费用的。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的。
我现在再谈谈价格分歧的问题,price discrimination,国内翻译成价格歧视对不对?其实这个不是歧视的。price discrimination应该算是大题目,有很多种。有些是不是属于price discrimination,很难看得出来。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事实上不是。price discrimination就是说同样的物品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市场,而以不同的价钱出售。这是好几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到鲁宾逊夫人就已成定局了。George Stigler,加以推广。你们只要是念过经济学本科的话也应该学过的,他的解释就是,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市场,他的需求弹性系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有价格分歧这种现象。这种分析任何课本都有的。我不要在方程式上跟你们玩了,你们自己去找找。我只是谈谈问题,逻辑上是的,需求的弹性的系数不一样,会可能引起价格分歧的现象,也不需要去解释的,有其他更好的解释。Stigler曾经闹过一个很大的笑话。他思考敏捷是出了名的,智商爆棚,很高的。有一天他在课堂上讲课,他是价格分歧的专家。~在美国,任何街边一个小孩子都比他厉害的,但是他是美国的专家。他在课室里讲过这句话,你们没有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可以找到同样的物品,同一个地点,同样的时间,是卖两个的价钱的。他就以为自己很明白这个事件,课堂后面有个学生是芝加哥大学的,他就举手了。他说就在外面那个电影院,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套电影,写明的,成人,两块半,学生,一块两毛五,这件事情,Stigler毫无办法。这个价格分歧专家毫无办法,走来走去,想来想去,他突然说,我告诉你,我今天就去把那个戏院给烧掉!那个这个价格分歧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他都不知道天下……我在二十多年前,在香港过年的年宵市场,25年前乐,我带了一群学生在街头卖橘子,后来我就写成那个《卖橘者言》。同样的一盆橘子,那些人来买,同一个场地,同一个时间,价格可以很不同的。有些不知道价格的人可以高出几倍的价钱的。可是在那个乃年三十的晚上,时间的转变很重要的。某一个时间生意可以很好,某一个时间就会比较静了。晚上一过了十二点,很多人以为有便宜货可以拣,又出来抢购。我们找四五个学生,大家都分开,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吹牛的,每个人都说谎的。你教他怎么样说谎,怎么说呢,你怎么回答呢?你开价这一盆是两块,人家就说隔壁的比你好卖多少钱?大家就要分离,我卖给你是这么多钱,我当然尽量不让隔壁那一档知道,大家分开,各自为政。我卖了两三年,一年输清光,因为下大雨,那些橘子全部掉地上,卖不出去。第二年有点钱赚,刚刚可以赚到本钱。同一个时候,同一个场地,那些橘子都差不多的。那个价格可以从一百到三百块完全不同的。我们无从考证那些卖橘子的顾客的弹性系数是什么,有的人是比较会讲价的,有的人是懂得先去隔壁打打价再过来找你的,有的人是没有时间的,买了就走了,所以价格分歧可以很大的。这个不一定根需求弹性的系数有关的。很多情况很多人以为是价格分歧,其实也不是价格分歧。你去吃晚饭,那个餐馆给一张赠券,五十块,下次来可以用,你拿一张他拿一张,第一个人把那个赠券不见了,他再回来的时候就要给多五十块钱,这个是不是价格分歧,这个不是价格分歧。所以你们常常记住这一点,价格相同,你不见是你的事。我的老师Alchain说,信用卡也是价格分歧。你有信用卡,他也用信用卡,有的人期限到了才还钱,有的人提前两个星期就还钱。在利息方面呢,提早给的人是高了一些,他说是价格分歧。其实也不是价格分歧,谁叫你早给的,没人要你早给的,价钱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差不多这么多利息。你买个苹果,五块钱,他买个苹果,又是五块钱。你买回来,咬了十口把苹果给扔了,每一口的价格是五毛钱。第二个人咬了五口,扔了,每一口的价格一块钱,是不是价格分歧?也不是价格分歧。因为大家都是用五块钱买回来的。所以很多人就搞错了,常常忘记,大家都是花五块钱买回来的。这种错误,一下看不清楚的错误,是很普遍的。很多人以为捆绑销售就是价格分歧,是戴维德先讲出来的。我记得二十年前我见到戴维德,他问我对于他的捆绑销售的解释我是怎么看的。我说你这个度量的解释是天才之笔,但是价格分歧是错的。他同意。戴维德是很喜欢我的经济学的,我的经济学是从他那边学来的。三十年代,万国商用机器,现在的IBM,他们弄的那个电脑,不是现在这么小的,那时候是有房间那么大的。他是不卖的,是租的,他收你月租,然后维修保养。那些资料不是在光盘里的,那时候是用纸卡,6*3寸的纸卡,是动的,让电流通过的。六十年代,同学们写论文,都是一箱一箱纸卡的。三十年代,IBM租电脑出去的时候,他一定要你买纸卡,你不买他就不租给你。那些纸卡什么人都会做的,但是电脑只有IBM会做,电脑是他们的专利的钱,但是纸卡是别的人也都会做的,任何纸上都能做到的。但是IBM就说,你要租我的机器一定要买我的纸卡,不准买别的人做的纸卡。他的纸卡当然就比其他供应商的纸卡要贵,但是他规定你一定要买,这就引起很大的一件反托拉斯案。美国政府告他,说他试图将有垄断权的电脑推到纸卡上的垄断权。他说纸没有垄断权,他把这个垄断权延伸到纸卡上,电脑有专利,但是纸是什么人都会做的。他给政府起诉,二十年后才输了官司。当时在芝加哥,戴维德认为,我也同意的,把这个垄断权延伸的产品,事实上不可能的。这个垄断权可以赚多少钱,把它延伸到其它产品上,有多少用处呢?问题就是,不能解释到,为什么IBM要逼人买他的卡片。当时芝加哥大学的解释就是,他们说是,价格分歧,价格分歧。那个价格分歧也很妙的,因为戴维德说为什么要逼人家买他的纸卡呢,因为你帮他买纸卡,他可以知道你电脑的频密度有多高。但是你装一个计算纸卡的表呢,可以把号码再往会拨的,所以他就用纸卡来算。你买多少卡片,买得多,我知道你的机器用得多,买得少,知道你的机器用得少。戴维德的见解,就是说用纸卡的销售量,来度量机器使用的频密度,这一点我认为是天才,是对的。不然的话怎么度量呢,那你就帮我买卡吧。你弄一个计算的小仪器是不行的,接下来就是错的。为什么用纸卡度量,他说是价格分歧。他的解释跟我刚才说的吃苹果是一样的。你租一部机器,他收一个月的租金是这么多钱,租给你是这么多钱,但是你频密度高的时候,IBM的纸卡是比外面卖的要贵的。用多了卡片就等于机器的钱高了,租金高了,假如用的少了就等于租金少了,这就是价格分歧。这个解释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就这么解释。所以用这个价格分歧来解释捆绑销售,是错的,我说是错的。为什么错?每个人对机器的租金都是一样的,你给那么多,他也给那么多,纸卡也是一样价格的,没有分歧的,只不过你加起来是有分歧的。那就跟吃苹果一样,没有分歧的,你吃五口,另一个人吃十口,这么算起来就有分歧了,但是没有人叫你这么算的。价格分歧是指的价钱来算。IBM输了这场官司,假如他当年找我做顾问的话就不会输了。我看那个审判的过程,他们自己的解释是,他们自己不是绝对的对,但是他们的做法……你看IBM机器刚刚出来的时候,是不准任何人修理的,他要自己修理的。第一,怕你弄坏他的机器,第二,不想让你看到机器里边……连锁都不让别的人开的。他要包维修,该怎么做呢?要包维修的话就在租金上面免费维修,或者卖维修合约给他。这是很大的问题,用的多的给那么多钱,用的少的也是给那么多钱,然后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卡上,就是维修的费用了。你用的卡越多,就是机器越用的多,维修的次数就会越多。所以把这个卡卖出去逼你买它的卡,等于是一个维修的保证书。没什么问题啊。你租他的机器,他卖他的卡片给你,一般卖一毛一张,他卖一毛五一张,多出来的钱就等于是维修费。我不明白IBM为什么会突然间输了那么多钱,假如看他们在法庭上的证据都是维修的,为什么不说出来呢?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敢说出来呢。这就使捆绑销售最有名的例子。在五十年代,很多东西都是有捆绑销售的,类似这种的。例如鞋子要系鞋带,有些鞋子是有鞋带的洞的,洞口有铁的圈圈,……这也是捆绑。第二种捆绑,也是芝加哥发生的,所以为什么芝加哥学派那么有名,怎么那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你说他维护自由市场,也未必是对的。有些其他学校维护自由市场比他厉害。唯一芝加哥学派的独到之处,就是捆绑销售这样东西不是从来没发生的,别的学校没有的。第二种捆绑销售叫做全线逼销,这种也是很过瘾的,也是跟戴维德有……关系的,写过好几篇文章的,也是全盘错的。这个呢,什么叫全线逼销呢,你在外面市场是看不到的。那是出产商或者是批发商与零售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假如你开一间大的五金铺子,你去买钉子,钉子的批发商说,如果你只买钉子的话我不卖给你,你要~一起买铁线;有个固定的比例的,每一吨钉子要买两吨的铁线,有这种现象。全线,你不能只买一样,你要买几样。就像香港买相机摄影机,那个相机铺子,批发商会说,你要买相机可以,这个相机卖得很好,你买一个相机要买多少卷胶卷,否则我不卖。那么这个解释呢,全线逼销的解释呢,full line forcing,这个解释就是,榨取消费者盈余,芝加哥学派的解释就是榨取消费者盈余。他很接近的,就好像买什么一定是会员才能买。你想买咖啡吗?那你一定要买糖,不买糖你就不能买咖啡。给人的印象就是在糖那边,买糖那边就榨取了你买咖啡的消费者盈余,你想想看道理是不是很简单?你想进我的店里买东西,你要先做我的会员,交了会员费,这种榨取呢,到了芝加哥的时候,全线逼销呢……你要买咖啡,批发买咖啡,可以的,你要帮我买咖啡的话你就要给我买糖,不帮我买糖的话咖啡不卖给你,这是榨取消费者盈余的办法,这是错的,错的。我在香港,1975年,我在朋友的商店里,坐在那里,他是卖名牌打火机的,卡地亚(...),非常名贵,不是有些人看到的一块钱买两个的,它是那种用汽油的,很重的,是金的,真金的,一个是真金做的,一个是银做的,一金一银,那个时候就要几千块钱一个,1975年。我坐在那里,有一位来投诉。那个批发商不允许他选买金的还是买银的。你要是买金的一定要把银的也买下来,不然的话我不卖,规定他一定要两只一起拿,一定要两个一起买。我5秒钟就破案了,我就跳起来,我就解释了这个全线逼销。芝加哥学派是不了解全线逼销永远都不是说这个商业跟顾客之间的全线逼销,而是批发商逼这个零售商一定要买一对,不能只能买金的。当时我为什么突然间想那么快呢,马上想到呢,因为那个时候金价升的很急,人人来买都要买金的打火机,没有人要银的,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办呢。他们的信息就是打火机这个价钱,本来就是我订的价,金的比银的贵。我订的价钱,通常来说,卖了这么多只金的,也有这么多银的卖出去,突然间大家都要买金的不要买银的,它就知道金价上升,金的打火机要起价。他知道没有人要买银的打火机,可能要减价。但起码他知道金的要起价,但是他不知道涨多少价。他看到人家都是要买金的没有人要买银的。假如打电话问零售商,问他金的是不是很好卖啊,人就说不好卖啊。他说我要涨价了,你要多少?打的那个人说我根本没赚到钱,哪有钱赚啊,你怎么能涨价但是那个批发商他自己知道,因为他有存货在,他知道金的卖得快,没有人要银的。他一下子不知道金价应该涨到什么程度,银的应该减到什么程度。他要用逼你买银的把那个金的托卖了。你要买金就要买银。……过了一段时期后,慢慢的就会知道金的应该卖多少价钱。这种的全线逼销是不会持久的,事实上是不会持久的,假如那些人突然间要……就有这个问题了。香港卖相机,有个很红的镜头,或者是很多人想要买的相机,突然间零售商都来批发商这要某个型号的。一时之间,批发商不晓得应该给他多少钱。批发商自己到货仓去看看,看看什么货卖不出去,卖得少的,把它合在一起让你买。这种全线逼销,从来都是从批发商或者是生产商与零售之间才会这么做的。那个零售商就是我这个朋友拿了两个打火机,要把它拆开来卖。因为他可以跟顾客有直接的交易。他的计价当然可以涨得很快了,然后他盈的价钱就可以减一点。但是批发商不知道的,因为批发商没有跟顾客直接交易,他是不知道的。他就逼你两个一起买。买了以后零售商和顾客直接有交易的。你比如说看日本客人走过来都应该知道开什么价,中国人走过来应该知道开什么价,你看到外国人走过来也应该知道开什么价,大家都知道的。1975年的时候,日本人很有钱的。所以那个批发商呢,你定价,我不定价,但是你要跟我拿货就要一对一对拿。照相机或者是镜头一缺货的时候通常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那个批发商货仓里面有什么货是卖不出去的,他就逼你一起买。那你就需要把它减价,因为我是批发商我不知道到底能够减多少价,而你是零售商你知道。……在你那边不在我那边。这样子的情况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因为韩战禁运,nikon稀缺,你要去买nikon的时候批发商也要你一起买其它的垃圾。整个现象就是如此。零售商面对顾客他知道市价,比批发商要清楚,比生产商也知道的多。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我是零售,我知道,我不会告诉批发商、生产商的,假如你涨价我怎么办。你看到我不肯讲,我只好逼你一大堆垃圾一起卖,全线逼销。这个不是榨取消费者盈余的行为,而是价格的信息费用问题。价格的费用是在零售商头上,在一段时期之内,批发商是不知道的。可是他也不蠢啊,他逼你好的坏的都要。这就是价格的行为,这种例子可以说之不尽的,多得不得了。市场的现象你们要自己去看,在市场上面走。被人家批评说张五常放弃学术,常常说我张五常顾着在外面去赚钱。我为了跑那个古董市场……你想去市场上走动的话当然去找那些讯息费用高的地方,没有可能那么仔细研究那些金啊银啊,你要找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最复杂的问题,就是,1963年我向老师提出来的,35年后我才找到答案,是个最普通的问题。问题就是,为什么市场上有讨价还价的现象,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讨价还价,我想了几十年。一种垄断的产品,需求曲线是这样子,那讨价还价你当然明白了。但是在很多市场,中国人最清楚的,外国人不清楚,所以外国人经济学再怎么厉害也……他们对市场认识是很少的。我们在香港看到,有几条街,都是卖同样东西的,差不多都是同样东西,每一个都讲价,花很多时间讲价。……他们卖东西都差不多的也要讲价的。有很多有竞争的市场,你去……不讲价,讲价没有用的,你压低他的价钱他给点差……给你吃,你讲价一定要拿着物品讲价的,很多地方都要讲价的。差不多的东西,整条街都卖,都要讲价的,竞争激烈,而且讲价的价格相差很离谱的。为什么会讲价呢?我记得我1963年向我的老师Alchain提出这个问题,开始他不相信的,后来他相信。怎么样解释呢?怎么解释有这个讲价的现象呢?我都说了假如这是一项有垄断性的产品,要讲价是不奇怪的。这种摆明是竞争性的,为什么要有降价的现象呢?你去吃东西不讲价,那个容易明白。你讲完价他拉起你吃怎么办?但是你手上拿着一个产品,你就一直讲价。终于我解释到了,我告诉你们。有个问题,一条街,假如这条街全部都是卖差不多同样东西的,那就讲价吧。一个人来,我开价十块钱,可能三块钱就卖出去了,我这个东西的成本,两块钱回来的。加上租金和人工,我平均,假如每个月……某个量……,那我平均五块钱就可以够本了。我为什么不五块钱不二价,就是因为隔壁那个人卖四块半,或者卖三块钱。现在我开价十块钱,有些人买三块,有些人买七块,平均我又五块钱收入。为什么不卖五块钱啊,因为整条街其他人都卖低过五块钱,第一个关门的是我。那我为什么不卖四块啊?我卖四块钱的话,没人来买,四块钱,有的人可以比我卖得更便宜。总有一个数字,可能这个数字就是三块半。总有一个数字,定了以后,人人都要到这个价钱,但是,很多商店会因此而关门,而不关门的人生意就比以前好了。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商店的。第一个结论,这种有竞争性的讨价还价行为,那些商店算是太多,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有太多的商店讨价还价,商店太多了呢?商店太多是肯定的了,还是因为讨价还价太多?还是因为太多而讨价还价。终于我想到一个问题,一般的顾客,它是看价钱来衡量质量的。假如你开价够高的话,他会认为这个质量是好一点,你开价太低,她反而不喜欢。所以你价钱太高或者太低都会吓走客人的,你一说太低的话他当你是假的,这是古董市场的一般现象。当一个客人要走进店铺围着古董的时候,首先你要让他有兴趣……跟你讲价,你开的价钱他掉头就走,你开另外一个价他也掉头就走。你要开一个价钱是他很精恰的。我对那些商店老板说,不是只是古董行业的,比如说手表行业,那些人,那些售货员,他们很有经验。他一看你走进来,他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价位你是有兴趣停留的。通常就是高一点价钱,他多一点信心,再高可能太贵。太低的话,他反而认为你的东西会是假的。所以每个客人进来,他就要试试看。假如客人本身的信息不同,这样形成之后呢,同样产品的竞争市场,商店太多,多了出来。不是因为商店太多而讨价还价,而是因为一定要讨价还价,所以商店变得太多了。因为商店太多,这个平均的售价是高过你不二价的,这样子的话不二价的商店一定少了。你到香港去买首饰,你买手表啊,你可以看到那些商品有个小牌子,那个牌子上写着两句唐诗,两句五言的唐诗。例如,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它不是写两句,只写几个字,这几个字是从这两句里抽出来的。床,是一,前是二,明是三,月是四,光是五,疑是地上霜……12345678910都在的,它就写三四个字,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诗,它的牌子……你一问他的时候,一讲价的时候,售货员看看那个牌子,几个中文字在那里,其实他就在想,这个价一定是老板说最低的价钱。他看着那个老板要他卖的最低价,不能低过那个价钱,三个字,老板说起码要卖350块。所以你到那些零售商,比较高档的零售商,买手表,首饰,戒指,项链……每个人就去看看牌子上的那几个中文字,其实那个就是在脑子里面,那个字是代表哪个数目字……选一首诗句在那里,假如太久了被人家发现是哪一首诗的时候他要把这首诗改成另外一首诗。
让我稍微跳一下,我将另外一篇聪明的文章再回来将这件事情。这篇聪明的文章是L.T写的,当时1959-1960年的时候,也是错的。是一篇好文章,错不要紧的,问题就是,只是过不过瘾而已,有没有趣味性。你不服是为什么呢,每样都是对的话岂不是很沉闷,错没有关系的。他生平这篇文章是最好的,但是错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生产商要价钱一样的,就是说他不让你讲价。我是生产商,我让你卖,你不要卖低过什么价钱的,一定要卖这个价钱,卖低过这个价钱我要告你的,有这种事情发生的。T的解释呢,题目就是Why do manufactors want fair trade? 这个fair trade,这个术语,公平交易,是他们美国自己管制价格引起的。就是我给你一些东西,给他同样的东西,你们卖出的价钱,不能变。为什么这个制造商,或者批发商,要管这些呢?他的答案是,示范,是要示范。怎么示范呢?比如吸尘器的这个例子,我是卖吸尘器的,我这个新出的吸尘器,我知道自己造出好东西,名牌,我让你零售卖,但是我不准你减价。我批发给你,一千块钱,我要你卖两千块。你很想减价卖,你能够卖110块也好啊,可是我不准你减,一定要你卖两千块……或者我一定要1500块卖给你,让你一定卖两千块,一定要你能有五百块的利润,你说我要赚少一点,不行,因为你一定要卖多五百块。他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厂家会这么做呢,我是要你推销我的东西,就是说我要你推销我的吸尘器你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我要你花很多的时间跟人家解释为什么我这个吸尘器这么好。我要你慢慢的详细解释,因为你可以赚到五百块钱,把这价钱一降低的话呢你就没有心迹替我推销解释这个好产品。这篇文章这么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高人写文章……他一有了这个思想之后,它就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情况来讲了,就是这个办法了。那篇文章是个好文章……你不要管他对还是错。一个有趣的现象,我是出版商,你是零售商,我交了给你之后管你卖多少,不要管了。那个fair trade 就是我不准你减价。T是芝加哥很有名的一位教授,他生平里面最好的一篇文章,我认为它是错的。为什么我认为它的错的,就回到我讲的香港这个讨价还价。
大概在70年代吧,香港那个时候所有的名牌手表都有一定的价钱不准你卖低于什么价钱的,现在还有几个牌子是这样的,但是已经管得没有以前那么严了。比如说劳力士还是有规定你不能卖低于什么价钱,但是也管得不够严了。因为根本就很难管得严的。而香港的例子呢,不是好像T所说的,不是说这个批发商或者生产商坚持你要卖什么价钱的,香港的例子是零售商对着批发商说,是他们要……不是批发商要求,而是零售商要求批发商监管,不要让大家去讨价还价把价格搞乱。所以价格的监管人,不准人讨价还价。那个监管人虽然是批发商,但是要求他监管的并不一定是批发商本人。以香港卖表的例子,要求批发商管的,是零售商要求的。但是以香港例子来看的话就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虽然劳力士手表可以减一点点价钱,减得不多,大概九折左右。但是很多手表,它开价几万块钱,几千块钱就可以买到的,这是很多例子的,但是劳力士就没有这么大的空间。70年代,这种不准零售商减价的行为是很普及的,到此为止了,开始问题吧。
April 20

08Apr录音整理(十之七)

我昨天说的有的东西今天有一点补充。讲到利率的问题,利息率是一个价钱。假如你在投资的时候,利息率和投资回报率的均衡点应该是相同的。有关这方面的经济理论是很多的。如同说你种一棵树什么时候该砍,砍得太迟也不行砍得太早也不行。就好像说你买了一瓶红酒存起来变醇一点到什么时候才开,都是有学问的。金融学上的发展,六十年代,利息会有风险的时候,该怎样选择投资呢?利率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在许多书里面都开放的。好像目前北京央行的处理,把利息率调来调去,这是违反了经济原则的。就好像格林斯潘,二十年来把利息提上提下,已经提了八次那么多。假如你看我几年前的文章,我说他迟早会闯祸的。结果就跳出这个次贷风波。当政府去左右这个利息率,就等于价格管制,因为利息是价。因为投资率是不会无端上下波动调整的,所以你想不干预市场,就要稳定货币的币值,就要让汇率自由浮动。但很多国家都不采用自由浮动。因为那些划事者可以掌握那个利率,他们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老实说也有利可图。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假如我是划事者,我知道什么时候减息什么时候加息,那我可以在金融市场里搞很多钱的。所以我看格林斯潘写的自传,听他说是很好听的,基本上他是不懂经济的。我并不想建议政府的政策,因为那不关我的事,但是青年们不要受到那些误导。假如在货币方面政府的政策就是应该是稳定币值。稳定币值就是为了协助市场成交。加入币值不稳定怎么搞呢?林毅夫说过很多次,利息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那是他没有念好经济,因为他是好朋友我才那么说。这是最基本的投资理论,就是说利率是一个价,它是由市场的投资的机会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政府来决定呢?
第二个问题,昨天有同学问折现怎么个折法?经济学就是要解释人的行为。我不是说那个人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我不是教他怎么做,他要怎么做我怎么知道。有很多人是没有知识的,不能说经济学只能解释那些有知识的人的行为,没有知识的人的行为就解释不了。这是科学方法论的很重要的问题。1953年有一篇文章,一位很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在一个经济学报发表的。他去调查那些运输公司,他问那些运输公司,他说你给司机的薪水是不是按照边际产出定律给他的?因为经济理论说请人的工资要等于边际产出的价值。这个傻子跑去问波士顿的运输公司,问你们是不是根据边际产出定工资的?那些公司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边际产出,有的就说是,有的就说不是,有的就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他把这个写成这篇文章,说边际产出理论是没有用的。他说那些波士顿的运输公司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根据经济理论说,每家公司都要争取财富极大化,他的边际产出就要等于他的工资。但是现在根本没有人做这方面的,那些公司没有一家知道什么叫做边际。他就说这个边际产出理论是没有用的,有很大的疑问。这件事情就引起了美国大约二十年之久的科学大辩论。
有一位叫做fish mpl~的经济学家,名气很大,蠢到死。他写一篇文章维护经济理论。他说波士顿的那些运输公司不是有意识的去把这个边际产出搞得跟工资相等,他们只是无意弄出来的。就好比你开个车,转弯的时候走得慢一点自己都不觉得的。到时候转弯自然就会慢,你问他是不是走得慢一点,他说我不知道啊。他用这种心理来解释。后来,贝加也参加这个辩论。弗里德曼就写了一篇很有名的经济方法论,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我回到昨天这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你说要怎么样折现这个利率,在街边卖菜的人知道吗?当然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一块钱是少于两块钱的。你让他做选择他一定选两块钱。逻辑上他只要知道这一点,财富极大化的假设就可以成立。所以不要什么折现率。但我的老师阿尔钦,在1950年写了一篇文章,写波士顿运输司机的文章是1948年。他的文章在我建议你们念的英文文集里有的。他那篇文章就是回答关于波士顿司机的傻瓜争论,这篇文章很重要,不仅是一块钱两块钱那样的问题。他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只要你能生存,你就是根据这个边际生产定律去做的。有个例子他在文章里没说过,这个例子是我跟赫舒拉发后来想出来的。我说有个假设,市场里面有一大群傻瓜,真的傻,每个都傻,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去开加油站,每个都不懂。一个开在山上,一个开在海里,乱开一通,但是其中一个傻瓜,恰巧他的油站开在公路旁边。过了没多久,其他的都关门了,只有那个开在马路旁边的可以生存。这个开在马路旁边的就是争取财富极大化,你说他懂不懂什么叫折现,不懂也好。就是不懂得选择增加财富的,不适者淘汰。
科学里大家都知道,在科学方法里早就有答案。如果A的出现会引起B的出现,验证就是没有B就没有A,如果没有B有A,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但是反过来说,假如A出现导致B出现,但是因为没有A所以就没有B,这个是错的。这叫做the ~,在英文里,逻辑上。那怎么办呢?你说,波士顿运输公司的老板是争取财富极大化,所以工人的工资依据边际定律来处理。但是那个作者说,那些老板是没有争取极大化的,所以这个理论是错的。这是很大的谬误。你说他不争取极大化含义是什么?什么意思也没有。就好比一帮傻子去开汽油站,你不要因为他傻,而不依照这个争取财富极大化的含义。他能够生存就可以了。经济学只是用来解释行为的,而不是用来教他们怎么做的。你看到有的人无知,你可以说他是无知,他的信息费用是增加的,因为他无知。当你要解释他的行为,要解释一个卖菜的人的行为跟解释一个大学教授的行为,在某些方面是有不同的地方,一方面是大学教授念过书,而卖菜的没有念过书,我们就把信息费用加进去,因为局限转变了,所以行为转变了。但不能够说,这个人不懂得折现,所以你的理论没有用,因为理论不是要他知道的。我昨天回去想想那些同学们提的问题,有人说为什么会有一位老师。我记得我当年进入赫舒拉发的办公室的时候,他问我,你旁听我的课旁听了五六个学期了,我讲什么你都可以背过来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旁听我的课,你所有的考试都已经考完了,都是考第一的,你为什么还要来旁听我的课。我跟他说我不是来学你的经济学的,你的经济学我在你的书里可以学到。我旁听你的课,我只是想学你的思考。所以有时候跟一个老师的时候,要跟着那个老师的想法。你那个老师假如是蠢的,那你就倒霉了。另一方面呢,老师可以教得到你书本上教不到的东西的。因为书里面可以看到,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假如抓不住重点是很麻烦的,你就算把整本书都背了也很麻烦的,把整本书都解释的清楚也很麻烦的,你就是一定要拿到重点,这就是老师好不好的……有些老师是不知道重点的,是很麻烦的,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怎们教你呢?他说重要的完全不重要,那就害死你了。所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要学老师的。我当年就是学老师的,一个老师说这点重要,另外一个老师说另外一点重要,其实什么重要?对我来说应该是什么重要呢?假如你自己不知道重要性的话做学问是很难做的。学问有如茫茫大海,学无止境是没得学的,你学什么呢?你一进入学问就要抓住重点,你自己要判断,假如老师说什么东西重要,你不一定要同意他,那么你自己就要考虑重不重要。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经济学的判断,我是为了要解释的能力来做选择的。我很固执的,我不听你说的,我为什么要听你说,你能够解释到什么。所以问题就是,以我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认为这一点重要,那一点不重要,我可以不理的。拿不到重点的话做学问很难做的,没得做的,怎么做啊?你去看厨师,你要那些人念书是发神经的。那时老师教什么经济发展学说,差不多半寸那么厚。根本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的,很用功的念几乎要发神经的。但是是不需要的。其实他虽然那么厚可能是一个重点也没有,真正重要的就是几点,是值得你思考的。我说过很多很多次,你去任何一件图书馆,不要算那些考古类的,任何一间经济学的图书馆,都是堆满了书。让我选出1%,99%全部烧掉,一点损失都没有。所以你们要跟定老师要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
我今天要讲到生产成本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几年前写经济解释这三卷的时候,还没有写之前,当然是洋洋大观从头想到尾。我知道我自己对所有经济理论的固执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生产成本有问题,我一想就害怕。因为经济学对生产成本的知识几乎是0,所以我一开始动笔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生产成本。因为这个生产成本的问题我已经想了几十年了,很难搞的。我跟科斯也聊过,我跟阿尔钦也聊过,我跟斯蒂格勒也聊过,阿尔钦的想法跟我比较接近。但是大名家有如斯蒂格勒,大名家有如弗里德曼,在他《价格理论》的第五章,说这个成本曲线说的是最好的,但严格来说他对生产成本没有掌握到。那么轮到我写《经济解释》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写到生产成本我就要糟糕了,任何其他理论你说什么我都可以掌握得到。生产成本我想了那么多年,没有什么把握。因为我已经思考了这么久了。我从第一本开始写我就想到生产成本。一到了要写生产成本这一章的时候,在第二本供应的行为里面,第三章,感到非常的满意。我认为这一章是我自己的得意之作。所以你们谈到生产成本一定要看这一章,反复重读,因为古往今来就这一章知道生产成本是什么。你们要看清楚了就同意我了,你去念弗里德曼,念马歇尔,去念任何一个人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生产成本。我这一章,完全没有错漏什么东西。几乎是近于完美的境界,可能还可以加强一点。但是这一章,毫无疑问,除非被人家抄了,我这一章一定传世。因为我可以这么说,在我之前生产成本是没有理论的,全盘胡说八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呢,你去看看从前从斯密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鲁宾逊夫人到斯蒂格勒,到弗里德曼,有一个传统,他们的传统全部搞错了。你们要明白,从斯密和李嘉图开始,对生产的分析就是农业而已,一副土地加一点工人而已。后来到了有边际分析的时候,这幅土地,放点工人下去,土地的大小是固定的,人不断的加进去,边际产出的下降曲线你们都念过的,the law of dimenition marginal productivity,或者是the law of dimenision return,你们都知道的。有了这一点以后,因为土地不变,增加了劳力,这条线大致上就等于劳动的需求曲线。然后把这条线调回来,把立轴和横轴转一下,就变成成本的曲线。那有长线和短线,你们都知道的。假如是短线的话,只是一种生产要素变动,长线呢,两种生产要素变动,就是如此而已。农业上这一点还是讲得通的,但是工业就不是这样子了,工业是很复杂的。基数频频变动,生产要素千罗万有,怎么能有一个固定的生产成本的规律呢?你们知道那些曲线的,有一个叫短线,有一条叫长线,那些几何是没有序的,那些边际生产曲线变一变就变成边际成本曲线,有边际成本曲线就有边际平均曲线。有一条长线的平均,有一个叫做envelope curve(包络曲线),画了以后就叫做生产成本曲线。假如这个生产成本曲线有长线又有短线,那不同的生产机会加起来,就变成供应曲线,供应曲线你们又称为供给曲线。那么市场上的供应曲线等于市场上的需求曲线,这个交叉点就莫名奇妙的决定了这个市价,全盘胡说八道。就算是仅仅用在农业上,都有麻烦。更何况你脱离了农业的话更不是那么回事。拿一截曲线去问那些出版商吧,拿一截曲线去问那些开工厂的,他们就笑死了。对这个问题,就是生产成本的问题,搞得一团糟的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学者不懂得真实世界,不到外面走走,不到工厂看看。我对生产成本的认识是从工厂学来的,我到处去跑,我们自己家里也曾经有工厂,我自己到每个工厂去闯,到处跑。无论你说是塑胶厂也好,做出版也好,你会大致知道他们的形式。有一点是经济学一开始就做错了,有一条需求曲线,这个重要,但是经济学家以为有一条需求曲线一定要一条供应曲线,为什么要供应曲线呢?我没有说需要什么供应定律,我觉得这个定律就是边际产出效应定律,这一点是重要的。假如没有边际下降定律的话,一块很小的地,你可以不断的加水,可以不断地加肥料,种一点麦子出来,养活全世界。假如没有这个边际定律的约束,那没有什么……我常记得这个故事,我4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去念一年级,为什么那么早开学就要念书呢,因为我哥哥要去上一年级,要人家背他去上学就背我一起去。老师就问,十个人建一栋房子,小木房,可以十天就建完。对不起,是五个人建一栋木房子,十天建完,老师就问假如十个人建的话多久可以建完这栋小房子。老师问我,我不肯答。那个答案是十个人就应该是五天建完,五个人十天建完,十个人五天建完。可是我不肯答,我为什么不肯答呢,虽然我只有四岁,因为我知道是没有可能的。就是说你放一万个人去建那个房子,一亿年都建不成,这么多人堆在那里怎么建啊,你也不想想?从那天开始我就被老师罚站了,这么蠢?这么简单都不会答。我真的是不会答,我怎么都觉得是建不起来的,怎么建呢?没有可能建的起来的。所以我妈妈常说,人多手脚乱。所以这个边际产出下降定律就这么简单。假如你一个要素不变,其他变,这个边际效应产出一定是下降的。这块地放的人够多,这个房子放的人够多根本就建不起来。因为这一点就变得很多东西出来了。在经济学上变出很多的产出函数。你增加土地又怎么样呢,有其他很多细节问题,你们在很多书里面都看到。在我那章里面也提到。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问题,你有需求定律,有一条需求曲线。要解释行为的话是不需要这条供应曲线的。譬如说,一个有垄断权的生产人,它是画不出一条供应曲线的。事实上在任何竞争情况之下,你可以不画一条需求曲线,你甚至不用画那条成本曲线。问题不是你画不出来,而是太多了。你要千方百种多少条都可以,但是要看怎么看这个问题。问题就是你要画就画,你说不画就不画,到底要画哪一条呢?你的需求曲线在某些假定之后就剩下这么一条。在生产成本方面,你稍稍转一点就变成另一条了,你换来换去可以换几千几百条。而真正有关的只有一两条。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我再回过来讲我的老师Alchain。他想到的某些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放弃了。他放弃的原因就是他画不出那条曲线,他画不出那条曲线就是跟传统脱了节了。因为传统是有需求曲线又有供应曲线。他对生产成本的分析,画不出一条曲线,就没有办法被行内接受。我的观点,画不到就不要画吧,没人叫你画。画不出来并不代表他的思想不重要。他的思想有重要的地方,但是不全面。简化起来,他有十二点,其实只有两点是重要的,你不要理其他的十点。哪两点呢?第一,赶急产出不会导致浪费,只会导致成本的增加,这一点是对的。你要赶快,可以赶,但是成本会增加。每一件产品的平均成本会增加。英文成语里有一句话,"haste makes waste",就是说急着赶的话会导致浪费。我的老师说,赶集不导致浪费。他的意思是说,"haste makes a higher cost"。赶急,成本上升,这一点是对的。为什么对呢?我们又回到这个边际产出定律,你要赶急的话就好像回到刚刚我们讲的建房子的地方。房子建的慢一点,可能要三个人建;要赶急的话,放十个人下去建,它是会建得快,但是建房子成本就增高了。你放一千个人上去,简直建不成。也就是说,这个边际产出下降定律是假设有些东西不变,有些生产因素不变,而其他生产因素变。假如所有的生产因素都可以变,那就没有这个边际产出下降定律了。Alchain的意思就是说,你赶急的时候,一定会走向边际下降定律的~,因为你不是容易能够那么慢慢的安排使得大家一起去增加的。你赶快就有这个边际产出下降的问题,就会受到约束,所以平均成本就会上升,这一点是对的。第二点呢,也是对的,他说你产出的量够大,生产成本就会下降,生产成本的平均成本就会下降。量,总量,他的看法就是在你没有产出之前,你要想好你的量多少,假如你的量够大,需要的机器的设备就不一样的。假如你的产出量不够大,我要投资的机器又不一样,你每换一种人手,每换一种技术,每换一种机器,那个产出的程序是不一样的,那么成本就不一样了。假如你产量够大,有不同的选择方法。你在街边卖咖啡,不会去考虑咖啡制造成本减低的方法;假如你量够大,就有很多方法可以选择了,你们是选择生产成本比较低的。这一点,Alchain说的也是对的。所以就有这个问题了,增加产量,平均成本下降,增加产出的速度,生产成本不会上升。在这个这么简单的角度来看,产出成本的平均曲线可以说是碗形的。因为通常画的时候,那个横轴是代表那个产出的速度,速度越快,那就变成量也增加了。你可以这么看,开始产出的时候,量增加了,量的增加来减低成本,那个动力是比加速了而增加成本的动力要大。到了某一点,量就调回头了。因为它不断加速,那个成本,平均最后是会上升,就是那个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这个解释有点问题的,但是大致上来说,我知道的最好的解释,以前我解释不来,为什么会碗形呢?但是你假如没有碗形的话就很麻烦,假如那个生产的平均成本曲线不是碗形的话,假如是一只量增加一只是往下降的话,就变成一个出产人,或者是一个生产机构可以供应整个市场了。就变成没有竞争了,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nature monopoly,自然垄断。这是一个看法,但是除了这条曲线……这只是一个看法是解释这个碗形曲线比较可取的一个方法,因为以前基本上是没有解释的。你看看所有的书,你看看它为什么会往下,它又说得不清楚,你问他怎么上升,它又说得不清楚。但是艾智仁的说法又跟传统不一样,传统画这条平均曲线的时候,是假设科技不变,生产技术不变,但是Alchain的解释,是那条曲线一直都在变的。所以就跟传统不能吻合,也很难被人接受。它的复杂性是有大问题,那篇文章我有没夹在那本书里?有没有cause of output这篇?Alchain的,没有?cause那方面他讲到一点。我要从头讲这件事情,就是提到上头成本这个问题。整个问题就是成本的概念搞坏了,这个上头成本的问题。经济学者的处理是把它搞坏了。马歇尔提出来的,有很多经济学家都研究过的,但是上头成本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但是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以后就没有人再理会上头成本这个问题。overhead cost,你们查字典的话呢,就称它为非经常性的成本,我把它称为上头成本。我认为这是重要的概念,一开始他们就处理错了,错的很离谱,所以就没有人要。我要把这个上头成本再拿出来讲,你们不要我要。有了这个上头成本对整个~的成本呢会明白很多,明白Alchain也明白很多。我们回到Alchain那边,它对那个产出向前看,是有个节目表的,一个月产出多少,每天产出多少件。有了这个节目表以后,你才决定要买什么机器,预测你卖多少钱,折现多少钱。有了收入的现值,然后就算机器的人手,总成本,大家彼此相比,就决定要不要产出。它的成本是在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就算出来了,到了每个人都是先算成本的。但是现在问题呢,任何生意一开始,你投资下去的有很多是覆水难收的。
我现在讲讲上头成本的问题,大致上是分两类。一种叫做直接成本,这是根据马歇尔来的,有一些叫做上头成本,是分两部分。比如说你开一家餐馆,我先解释什么叫直接成本。直接成本就是说你不生产就不需要付出的成本。譬如说你开餐馆,你要决定你开不开,装修啊,请经理啊,厨房啊,买家具啊……你就算算,这些是直接成本。你只要不开这个餐馆,你可以不付这些钱。只是根据我上次说到的成本的定义,我们说过是不计历史成本的,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我开一家餐馆,花了五百万,装修,签好了租约,请了工人了,这是什么成本,我决定要不要继续开。我可以把租约退了,会被人家告,要赔钱,未必是那么容易退约的。请个经理,我可以炒他鱿鱼的,比较麻烦一点,可能要补他一两个月薪水,我厨房的设备都买了,花了一百万,我把它都卖出去可能连二十万都拿不回来。假如我可以拿回二十万的话,这二十万算是我的成本。但是只是像二十万,一百万二十万我要怎么考虑?我这个餐馆的直接成本是什么,我已经开了,已经装修好了,我的直接成本是什么?我的直接成本就是不做生意我所不需要付出的那些钱,比如说电灯啊,水啊,吃的东西啊,材料啊,还有那些零工啊,一天一天算的。但除了这些直接成本,就是说我不生产不用给的,但是有很多我今天不开门我还是要付出的,比如说租金还是要给的,装修我已经给了钱的,你可能可以卖出去换回一点钱,但是未必能做得到。那么历史的成本,我答应跟你签的合同一年不到~炒鱿鱼是~你要告我的,这些历史的成本已经不是成本了,再不是成本了。那怎么算呢,假如你只是计算开餐馆,买一条鱼回来,这是直接成本,不做生意可以不买这条鱼,假如我收客人价钱的话只是收直接成本的价钱,那我血本无归,我花了那几百万到哪去了?那我要收客人什么价格才对呢,那么这个问题传统上,马歇尔里面说,那些上头成本,就是你花了五百万的,我签了约的那些成本,我都说得很清楚了历史成本不算成本。明白我的问题所在吗?直接成本大家都同意吧,就是说水电费,不开门是不需要给的,开门是要给的,有人要吃的那个米钱是要给的,没有人吃饭不开门吃饭时不用买米的。假如你给客人的价格只是收直接成本的话,那你一定是破产了不用说了。那你到底要收什么价格呢?答案是很浅的,有多少就收多少,只要有人给你就收了,你收到那个价钱太高没有人给你就减价。你认为可以收到多高的价钱你就收多高,一碗饭的本钱是五毛钱,你可以卖得到五块钱你就卖五块钱,假如你算的四块钱赚多一点你就卖四块钱。你认为卖到什么价钱赚最多的钱你就卖那个价钱。调过头来说,我这边放下去五百万怎么办,马歇尔那些经济学家说这些是上头成本,我说这些不是成本,这些是覆水难收的!根本没有关系的,这些不是成本。我卖这碗饭,成本是五毛钱,加上我的人工,成本是两块钱,我没有理由收这碗饭两块钱,我想要拿回一点装修的钱不要说要拿就拿的,那些已经是覆水难收的。你把装修卖进去可以卖一点点钱,但是你要继续做生意的话,你收四块钱一碗饭,或五块钱,你觉得你可以收到什么价钱还可以卖出去能够赚到钱。你收的太高卖不出,收得太低亏本,你的价钱是你认为利益最大的,就是这样。以前讲的成本就是有装修的钱,但是那个不是成本。一个对成本的看法就是说,我的餐馆要卖出去,我能卖出去都是个机会,我的餐馆卖出去多少钱,就是我继续经营的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但假如我不卖出去的话,什么是成本呢?一碗饭,连人工,连米钱,直接成本,两块钱,我可以卖多少钱呢?四块钱,五块钱,或者六块钱,假如卖五块是我最好的收入,六块反而赚得少了,四块虽然卖多点但收入也少了。五块对我是最大的利益,直接成本只有两块,因为米钱加煮饭钱加煤气钱就是两块钱,我赚三块钱。怎么会有三块钱赚呢?是不是因为我卖了那些东西,间接可能是,未必是,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可以赚三块?我跟同行竞争的,那些要打逼我竞争的,它不可能卖的价钱低于五块钱跟我竞争的,因为它也要装修,他也要建厨房,他也要请人……同一个竞争者,假如他跟我竞争,他一定要买五块钱以上才能跟我竞争的。在某些情况之下,把这厨房建了。假如我是要卖五块钱一碗饭才能把我装修的钱赚回来,赚回我这个投资的覆水难收的历史成本,假如我卖五块钱一碗饭可以收回我的历史成本的话,其实我是不是可以收回五块钱?那其他竞争者是怎么办的?我看看他们会不会来。我开始了以后,我算过是可以卖到五块钱。可以把我赚的历史成本赚回来,但是我开了以后我只能卖到三块钱,因为新来的竞争者卖三块钱,那我只好卖三块钱。我的直接成本是两块钱,我只赚一块钱,我收这一块钱是不够把我的装修钱赚回来的,假如我把这餐馆卖出去的话,我只是用我净赚的这一块钱折现来卖。因为有人是卖三块钱,我不能卖五块钱,……也许他们的装修价钱少很多,这碗饭两块钱成本,直接成本两块钱,我可能卖十二块钱一碗饭,因为来跟我竞争的那些人机器更贵,他要卖十二块,我也卖十二块。无形中我就赚了十块钱,所以我能够赚得到多少而不会受到竞争者的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回报率是比我去投资的五百万还要高的。上头成本的重点不是你预先决定的,你预先决定的本钱计算过了,就要决定做不做。决定做了,下了注,装修好了,那些不是成本。什么算是成本呢?成本就是你能够收多少就收多少,不要管装修多少钱,你能卖十块就卖十块,你能卖九块就卖九块,你能卖得了多少就是那个价钱。那个数字是大于你的直接成本的两块钱,算出来你的总量可以卖多少无关。多出来这部分是不会被竞争者取消的,这就是租值。这个租值就是上头成本。租值是成本,因为它有最高的代价。……这是一个成本,所以以前上头成本的解释是错的。他们以前的算法是上头成本就是那五百万,这是大错特错。钱已经放进去了,已经不是成本了,成本是每天每一分钟都在往前看,那就看吧,这一碗饭可以卖八块,或者六块,十二块,竞争是不会被淘汰的,因为你加入竞争的时候可能你的租金比我贵,或者你的机器比我贵,或者租期比我贵,也可能比我便宜,也可能看错了,那就血本无归,可能看对了,那就赚到钱了。我那碗饭要卖多少钱呢,可收就收,算算那个量,减掉直接成本,当然是你能够赚最多的那一块。多出来的乘那个总量,去折现,这个就是上头成本。上头成本不是你预先有的,而是你下了注以后,覆水难收,你能够收多少就是多少。而这部分是个成本,是不能够被竞争者淘汰的,是卖出生意收到这个现值,利润的这个现值,所以上头成本是在卖出的每件物品上去平均分配。你每一碗饭的直接成本是两块钱,但是你卖八块钱,多了六块钱,是什么?是每一碗饭的上头成本,不会被竞争淘汰的。假如这么说的话,你们就明白外面的工业他们全是这么做的。所以经济学里提出上头成本,有点对。但是他已经下注了,你还把它当作成本,那就是错的。假如说没有上头成本,因为你下了注……下注也要付钱的,假如他们下了注,那个价钱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所以上头成本不是事前决定的,是事后,你能收多少就收多少,哪个是成本来的。那个不是盈利,盈利是风落的事,是无从预测的事。租值是成本,我再回过头来讲。
回到这个碗形的成本曲线,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对印刷商说,我希望你给我一些诚实的数据,你可以不给我数据,给不给都是朋友还是朋友,但是我希望你给我,但是我要很准确的数据。在我的书里面有一个出版的数据,很多行的,你们要仔细看是很精彩的,我为什么要选那样的,我们脱离了农业,我不是说农业没有上头成本没有这些麻烦的问题,而是这些麻烦的东西不是那么重要那么明显。你要选东西做研究要选那些棱角分明的行业。农业也有上头成本,但是有复杂性。遇到生产的种种问题,农业是没有工业那么复杂的。你要选一个行业来看清楚,然后在那里面分析清楚。然后去做你的产出成本的分析,那你应该选哪个行业呢?要选一个代表性行业,要有相当的复杂性。这个问题……我不是说这个边际产出下降曲线没有用,是有用的,但是很简单,理论要以简单为上。但是你要用到那个理论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复杂的。我要选一个很全面的行业,我就选了印刷出版。因为他们是出了名的复杂。印书是有很多复杂问题的,印书越印得多,每一本的成本越低。也就是说,印书的平均成本曲线是一直往下的,不是碗形的,不是向上的。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有这么多印刷厂可以存在呢?为了这个问题我就印了一本书,印的这本书该多厚,怎么设计,我就叫那个出版商去找印刷厂,把所有的资料给我,资料在我的书里有的,那个资料一出来马上就光了。很明显的解释,你看到我的书里那些数据分析得非常清楚,经济学者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一看我的那些数据的解释,你说印书的成本曲线,你讲的是哪一方面的成本曲线?一条是印刷厂的,一条是出版商的,出版商叫他印的。出版商自己计算过,印刷厂给他一个价钱他要算自己的出版,一条是批发商的(发行商)的成本曲线,一条是零售商的也就是书店的成本曲线。起码有四条,书本上说的,只有一条,是指谁的成本曲线?所以错的一塌糊涂。其实是有四条的。那本书的印刷是不是印的越多,平均成本越低呢?是的,有没有垄断的问题存在,有!这一本书,你交给出版商,你交给印刷商……但是从印刷商来看,它不是以书的量数为单位,它是以书号为量的,不是以书的数量为量的。外面经济学家以为是以书的数量为量的。那个平均成本一直下降。假如是以书号为量的话,它不是一只下降的。他的生产曲线是弧形的。你说一本书你要印几千本,当然交给一个出版商、批发商划得来。你交给一个营销商,为什么营销商不是垄断的呢,因为他们是算书号的。假如你向一个印刷商打价钱,你把你的资料要黑白彩色精装平装,他把价钱估计以后,你说要印两千本,他只是说四万块钱。他要收你四万块钱。他说他平均每一本是八块钱……四万除二千是多少……二十块钱?他拿着这个书号,两千本的定量,算了以后他说四万块钱可以卖你。你要知道多钱一本……但是他算不是一本一本的算,没有人一本一本的算的。批发商他是用书号来算的,这样算的话那个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当你把这些书交给批发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本一本算的,它也是碗形的。到那个发行商交给零售商的时候,也是一本一本算的,不是用书号算的,那个成本曲线也是碗形的。到了书店卖给客人的时候他也是碗形的,因为它上升的很快。所以你把一本书放在书架上,就会有一个成本的,把这个书越多你成本越高占着个位子,尤其是假如这本书卖不出去,我常常说成本曲线往右下降会导致垄断的问题往往是看错了,把那个量看错了。在出版方面,是要以书号来计的。还有一个麻烦的事,经济学者蠢得要命,你们不要老是以一间公司一间公司来算,外面做生意不是这么做的。比如说你拿了一份东西去印刷商,说要三十万份,他们就会说好你放下来吧,什么时候要?五天要我算贵一点,三天也可以做给你,你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要?他是不可能印到三十万份的,他是交出去给别人帮忙,大家都是互相……不需要问价钱的。这是行规了。你交给我,我也有东西交给你,大家只是算一个运输费,随便你交给我我交给你,当堂印的。我的朋友在东莞开厂最清楚了,所有的东莞做塑胶料的工厂都是我的,我的工厂也属于其它所有工厂者,比如外国商人来订货,说我的数量很大的,我来看看你们厂的规模,那你来看吧。都把我的招牌挂上去,带着客来看,客人一到全部都是我的工厂,是这么做的。这是行规了。做熟了以后他们不需要养家的,就好像装订书本,来不及要加货车运输费,你要加我就把书送的别的地方去装订,自己一个人来不及装订。这个问题,就引起许多其它的问题,什么叫做一家公司啊?他们在外面这个做法,经济上省了很多钱。二十四小时开足工,只要订单够大,全部大家一起做。大家都说可以的,不管你单子有多大,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所谓的博弈理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博弈理论就是说这一班人是勾心斗角互相竞争,我想整死你你想整死我,也可能是这样,但是有生意来大家一起做,我来不及做发给你做。我有一个朋友在东莞的,有美国朋友来跟他订镜框,高半米,后边有块木板,上油漆有胶片,五十万个,说你这一批做得好以后每年给你两百万个。我说我该怎么做?算起来大概是十三块钱一个,我说你要美元计算的话要7.2来算,要不美元一跌的时候你血本无归。因为他自己这个人没做过镜框的,他自己不会的。他到处找人,六个月内要交五十万个镜框,要先做个版给他们看,他满意了,你到时候要请人去验货的。他们十三块钱是包括一切的,运费包装,算得很仔细的,算到最后全部都算进去,每个镜框他大概可以赚一块半,真的是很不错的利润,我不知道这单生意有没有接成。原来这个美国人这批五十万个镜框是买回去卖给中学生的。不晓得他们学生的什么劳作课需要,一年要两百万个,所以要明白这个生产成本的考虑问题,跟你们课本上讲的完全不一样的。你收到一个订单,就打电话问,你能做吗你能做吗……,然后就做一个好的版给他看,就这个样子了,他认为好就下订单了。生意是这么做的。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来的坚持是对的,你一定要了解真实世界。最后要提出一点,我以前也说过很多次,就是这个专业生产的成本降低的很厉害。就好像刚刚讲的镜框,五十万个,一块半可以做一个,要卖十个八个的话,起码四五十块钱一个。为什么专业生产会赚那么多呢,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圆珠笔,开始的时候是叫原子笔的。他的发明是一个很大新闻,我忘了是不是拉丁美洲,因为二战刚刚结束,什么都是原子原子……当时他的广告时说要在水底写字,其实开始做出来是很差的,因为油墨会露出来,现在好得很多。你们可以想象,一只圆珠笔要多少人来发明,它里面有金属,有一粒可以转动的圆珠,里面的油墨是石油的一种混合品。现在去买壳一块钱一支,甚至更便宜。假如叫你自己个人做一支圆珠笔,你大概几千万也做不出来,因为科技要完全从头发明。圆珠笔当年发明之后那个人注册,都没有用。明显的他有发明专利的保障,也没用。因为赚钱赚的不得了,每个人都抄他的,那你就告我吧,你告我就赔,你来告吧。大家都抄他的科技根本没有办法,这是伟大的发明。假如发明原子笔的护士说明你不能抄的,但是全世界都在抄,因为太好赚钱了。所以这个赚钱容易赚的话也不是那么好的。你要告也告不了这么多。现在看这个问题,中国在明朝初期的时候有六千万人口,现在上升了二十多倍。我不怀疑在文革期间有很多人饿死的,现在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要比明朝初期高很多,寿命方面的预期起码长了三四年命,你们都知道的。所以是和马寅初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僧多粥少,说人口多迟早不够粮食会饿死,现在中国增加了二十倍人口,生活还比明朝初期改善了。怎么解释啊?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分工合作可以带来很多倍的价值上升,也就是说可以减低成本很多。一块钱做出来的东西要你自己发明做的话,一千万未必做得出来。有三个原因,并不是由比较优势定律所说的,不是认为比较优势定律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定律。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完全没有比较优势这个问题,我认为专业生产是很重要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斯密的原因,就是分工合作,一个制造针的厂,伟大的国富论第一章的第一节,每个人做一部分,一步一步,流水作业,算起来,分工合作,每个人的产出平均来说,比自己一个人做全部何止几百倍。所以斯密的贡献是大的,他是伟大的天才!我读书的时候常常在想,为什么会把这个制针的厂摆在最前面……所以你学大师,不是说只看他的语言,这个大师花了十来年的功力写这本书。一开始就把这个制针厂放在第一段的第一句,他一定是认为这个很重要才会这么写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分工合作,大家都有大利可图。第二点,就是熟能生巧,那些学习的费用,专业生产是便宜很多的。大概是四十年前,39年前,我去参观一家工厂,件工的,做洋娃娃,塑料洋娃娃。有一位拿笔去点洋娃娃的眼睛,是一件一件算的,点了多少个娃娃不知道,他什么都不做,只是点那个眼睛的。一个大篮子放在旁边,他拿着那个还没点的洋娃娃,点了以后就往后一抛,丢到后边的篮子里,眼珠一定是向上的不会染到别的,都还没有干的,一面点一面丢……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久,真是熟能生巧!真的是……第三点很重要,知识的累计,知识这种东西很怪的。就是说一样东西发明了以后,有人改进了以后,是会有很顽固的存在性的。知识是会累计一个一个人的不同知识不同专业的累计,是可以减低成本很多的。你回家看看你家里用的东西,任何一样用品,每一样都充满了十种人类知识的累计的发明。是无数人的发明在里边的。这是因为人多,发明的东西多,大家彼此增加价值,导致今天我们多了二十倍人口,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尔萨斯,马寅初,他们的理论都是错的。好了,问问题吧。
April 19

08Apr录音整理(十之六)

2008年4月21日,西交科101
上个星期有个同学问,有些中国人抵制家乐福,因为法国发生了事情。为什么家乐福减了价,顾客反而还少了呢?我当时的答案就是说,假如家乐福是免费送,来抢的人可多了。但是有个问题同学们要注意,下雨的时候伞要卖得多一点。也就是说涨价供应量也增加,家乐福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因为价格跌了那么简单。而是需求曲线向左移动,也就是什么东西会影响需求的变动还有需求量的变动,是两回事。需求量的变动就是价格引起,需求(量)的变动是价格以外的因素,这些应该是本科第一年有教的。但是同学们常常都不记得,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把答案都搞错了。我不是替我自己的作品做广告,我那三本《经济解释》是大致上我的能力能做到最好的了。还有些东西是要修改的,要作补充的。再过一两年我会作修改。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概念的问题。概念的问题是比较奇怪的。我所知道的这么多学问之中,可能我知道的不是很全面,但我知道这么多学问之中,概念在经济学上是特别重要的。在其他很多学问上不是那么重要,在某程度的概念当然重要,在任何学问都是重要的,在经济学特别重要。概念搞错的话就没得救了。为什么概念这么重要呢?你们知道种种的科学有相近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多有很大的差别。很多人就把物理学的东西搬到经济学来,如出一辙的搬过来。有些地方是适用的,出了很多很好看的文章。但是它的实用性有多少呢?这是个大疑问。我自己的坚持,就是理论要简单。理论简单的时候可以把变化弄得非常复杂。简单的理论,可以千变万化,是输是赢就是你对变化的处理。第一你要对真实世界的现象花很多功夫下去,要明白世事,要知道世界,这一点是我和科斯都深信的。有些人相信可以做到……世界,写一些方程式就知道世界是怎样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据说就是这样推出来的,但是这样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不是爱因斯坦,不要老以为我们是爱因斯坦;第二,爱因斯坦想出来相对论,我不认为他是完全没有观察和启发的。看起来当然是天才,无话可说。但是他一定是受到某些现象的启发。经济学对世界观察是重要的。理论简单只是需求定律。跟着我们今天要讲的局限的变化理论很简单。但是变化的复杂性要做到很细腻,何谓量何谓价你们要掌握得很准确,不可以乱来的,然后要对世界认识得很清楚。第一方面,概念掌握得不好的话就没有办法运用了。简单的理论没有概念的指引怎么去推理呢。经济学的概念的演进,不是简单的事。我们从斯密的伟大天才说起,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就是到了马歇尔,这位是十九世纪的伟大天才。我衷心佩服的这位马歇尔,对成本的概念还是没有搞好。斯密,对价格的概念也没有搞好。经过了这么多年到我们这里,那些概念大致上,在今天看起来算是好的。所以我自己对经济的解释和对经济现象的推测就是简单的理论加上细腻的很多的变化。我对概念掌握的好,基本上是没有错的,没有错好几十年了。所以你们看我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我对概念的讲法,我说租值,我说成本,我说收入,我说利息,我说到盈利,你们要反复的重读,这些不是我发明的,有些是的,但主要都不是我发明的。我是跟着一些人的想法,得到一些大师级的教诲,自己整个深邃下去,然后不断用理论来解释世事,就掌握到这些概念了。概念掌握的好,有简单的理论在手上,推理起来来去纵横很少错的。我绝对不是像批评任何人。就像我非常欣赏的杨小凯,他对成本的概念也没有掌握好。不是说书上叫你一两句就掌握到了。他对比较优势定律掌握的不对。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杨小凯,假如当年不是杨小凯不是被关了十年,他超越我们之上不是很难的事。他的天赋是没有什么需要怀疑的,他没有念过正是的本科经济,他到了普林斯顿几年就拿到博士,不能说他不厉害,他这一点连我都做不到。但是对概念的掌握稍微差一点就中计了。我看过他一篇文章,相当好,有新观点,但我一看他那种推理的方法,以为自己有新理论。其实他就是在成本的概念方面掌握得不够,假如他掌握得够的话,他的推理会不同的,还可能会推得更远。所以我们谈到基本概念,我只有今天这一堂课的时间来讲。我能讲多少就讲多少,我只能尽量在重点上讲。你们不明白的,再回去看我的书。
首先要讲的,是要从收入说起。收入,income。有很多种说法,但我喜欢的就是费舍,他认为任何资产凡是其使用可以增加其收入的,那就是资产。比如说一个人快递一只马,一棵果树,这个收入,是一个穿流的概念。所以费舍在他最有名的书里第一句就说,收入是一连串时间,句号,第二段。一个大师这样下笔,在他最有名的《利息理论》这样下笔,第一句。可想而知,他是想了很久才想出这一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收入是不断转变的,川流不息的,一棵果树,种了下去,不是结果的时候才有收入的。这棵树长大是一种收入,开花是一种收入,结果是一种收入,台风把花吹落了是一种负收入,所以收入是不停的。我们现在用传统的,Y代表收入,时间可能是一天,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一年,是有时间性的,我先把它写下来。这是本科生都见过的一个方程,这个Y0,Y1,Y2……是不同时期的收入,一直可以到无限。这是现在的收入,这叫折现,到了这一点叫做这叫财富,财富就是折现,这个不是川流,这些其它都是川流。通常来说,……这个减掉Y0,就是资本。也就是说资本是这一段的折现。但是如果,每个时期够短的话,Y0就近于零。所以严格来说,财富和资本严格来说是相等的。再看下去,这边一直到无限的话,这个方程式就出现:这个财富等于Y除利息,这个方程式非常重要。Y在每个时期,收入是不一样,但是原则上你可以知道,可以把不同的收入变成相同的收入。也就是在概念上有一个可以是固定的收入。这么看的时候,收入叫做~ income。事实上,……只有这个,很重要的方程式,r是利息率。利息率没有市场是不可以存在的。假如没有市场的话,我们不知道财富是什么。没有市场的时候,我们有资产,但没有资本,因为没有利息率。而利息率的存在是不需要货币的,但是需要有市场。而有市场,再看科斯定律,一定要有私有产权才有市场的。这样很多情况之下,没有市场的话,只是在边际上可以用到。假如完全没有市场,连边际上也用不到。有一点市场,在边际上可以考虑。所以在边际上的考虑,不是杨小凯等其他人说的边际。我用的边际概念,任何变动都是边际,不一定要到无限小才算。任何转变都是边际有转变。这个问题,假如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未必是到无限期,但这点事很重要。……时间越远,越不值钱,这个方程式重要。收入等于这个财富乘以利息率。财富乘以利息率等于利息。任何资本,费舍的伟大结论,他说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利息是收入的全部,很重要的,回到这一点。这个方程式,这个就是弗里德曼,the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消费函数理论,1957年,弗里德曼跟我讲过无数次了,是他平生最重要的著作。简单的说,其实,应该算是从费舍理论掰过去的。但是弗里德曼超人,就算你从费舍那里掰过去又怎么样呢,怎么样找证据证明那是对的,这是很艰难的,这就是弗里德曼的天才所在,没得好说。想起来他那时写这个书才四十几岁,大概刚刚四十出头,如日方中,那个基本思想是简单的。这些书是说上上下下的,弗里德曼说,不是因为上上下下,通常是收入增加消费多了,收入减少消费减少,不是看这个才对,要看这个才对。……你的财富增加,收入增加。虽然这个人没有工作做,假如他的财富增加了,不会因为这些波动性收入,严格来说,这是费舍的观点。在我建议你们念的英文文章里,不是我写的。其中我把费舍有名的作品包括在那里边的。说起来我是侵犯了版权的,但是没有问题,为学生他不会吵的。费舍的那一章,他的解释就是说,你想增加平生人的消费,不是要增加那些,而是要增加这个。他的解释是我见过得最精彩的,很难找到这么精彩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平生怎么个消费法,假如增加生平的消费,比如你像年轻时消费多一点,或是年老时消费多一点。不管你怎么选,都要选增加最大的财富。你选的职业,要选这个职业带来的最大的财富。这个就是well maxmization,这个假设,或者叫公理,你把它maxmize,极大化。有人说极大化就是utility,效用,有问题!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存在。但是能否接受utility呢,可以,因为你可以拥有这样东西的。经济的任何理论的出发点一定是要抽象的。效用,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我拿来把它当作出发点。在经济上很多都是用效用函数的。……,已经是大师级了,也很喜欢用。但是我自己认为,空中楼阁的东西,能用得越少越好,原则上也看不见的。效用,假如没有边沁是没有存在的,没人听过。所以我常说,需求定律,价格变动,引起需求量的变动,而这个需求量的变动是和价格变动此起彼落的。但是需求量是看不见的,没有的,因为世界上有的只是成交量。我只是这么一点,已经满头烟了,再搞出一个效用来,原则上可以有,看不见的,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可以不用就不要用。我个人就用这个,well maxmization,原则上看得见,往往也看得见,简单。你给我两块钱,一块钱,这么选,当然选两块钱了。我的老师,阿尔钦,可能对……是有影响的,当年教我的时候,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价格理论。他说不可以放弃效用,他不喜欢这个,他喜欢utility。他的理由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在市场上成交的,所以有些东西是不可以用财富来度量的,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用效用了。不能说争取财富极大化。举个例子,比如说,友情,可不可以出卖呢?原则上很多人都出卖友情的。对儿女的爱,能不能出卖呢,他好像认为,一个人的声誉,很难出卖的。张五常的声誉是好是坏,也不能卖给你的,假如我可以卖给学校就发达了。把不好的卖掉,卖不掉的。正是因为如此,他把它称为“non peculiarity goods”。就是说不能用金钱度量的,就要用效用。这一点我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承认声誉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但是是可以替代的。我今天在这边教书讲课,你们没有付钱给我,没有给我为什么来教呢?我不是很简单来教的,我过了马路来教你们,过马路是冒着生命为先来教你们的。我被车撞死的机会很小,但不是零。我肯定是牺牲了性命的一小点来教你们的。这个问题,我们不用说某样东西一定可以在市场上成交才能看到他的价格,只要可以替代。因为阿尔钦同意我,这个替代定律,我们愿意将任何东西换任何东西。只要你放弃的够小,交回来的够多,就可以换得。我对自己的儿女怎么可能不爱呢。假如我放弃一点对儿女的爱,换得一点金钱和物品。只要金钱物品给我得到的够多,我就会减少对儿女的爱。因为有替代定律,这个所谓peculiarity goods可以用金钱来度量。而你考虑的问题,只是在边际上,解释现象只是看边际的,不需要看全部财富。所以争取极大化,争取财富是可以用得上的。你们不信可以看我一篇文章,很多年前发表的,1972年发表的,讲到儿女的产权及中国的婚姻。我解释童养媳,盲婚,娶妾,绑小脚,解释这些中国的婚姻制度。我没有用到任何的效用分析,我只是用这个争取财富极大化来说。在我的英文论文选里,……真是很可惜,在原来的文章后面有一段很长的,我批评效用理论批评得体无完肤。换言之,连我的老师贝加,都没批评进去,我批评得很精彩的。我当年即给英国的经济学报,economic journel。那个编辑说,你的文章太长了,能不能切短一点?我又懒得做,就取消了最后一段就把文章给了他们。布坎南,还有……,他们看过我的原文,又看到我发表那篇文章,说为什么没有最后那一段呢?他们就骂我,最精彩的就是后面那一段,你为什么取消了?我就找来找去找不回那一段,就问你们有没有底稿,他们也没有。结果最后那几页纸,就没有了。我个人是反对效用的,不是说它不能推出来,主要是因为本身就没有这个东西,这很容易搞出一套套套逻辑,一不小心就中计了。另一方面,可以不用,可以不用的话我就不用了。
这是利息,这是利息率。利息等于收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定要记住。……衡量投资永远都是用这个方程式的。它可以给你一个很快很快的答案。你猜这个,两个项目,w1w2,v代表value,比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方程式非常好用。很简单,够快,几秒钟就知道大概。而费舍的说法,应该争取这个的极大化。假如,y是这个……income,固定的无近期的收入,跟争取这个的极大化是一样的。我假设,收入的极大化未必一定错。……假如你们看婚姻的那篇文章你们会看到的。我不是说中国的父母对他们的儿女没有爱,而是我是从父母争取那一点的极大化来解释的,为什么要扎小脚,为什么有童养媳,为什么买卖婚姻,为什么娶妾,种中的经济行为都可以从这个争取财富的极大化为出发点的。我稍微跳一下,再回来讲。
记得有一次跟阿尔钦书信来往提到概念的问题,我说费舍说,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是收入的全部,但是我说,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利息等于收入全部,利息等于成本,全部。关于生产成本的问题,来来去去都要知道这一点,所有成本都可以用利息来看。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我可以再补充一点,收入减掉消费,就是储蓄。储蓄就是等于投资。资本这个东西,古典经济学是搞不定的,直到马克思都搞不定,直到费舍,1930年左右才搞清楚。任何可以将来有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那些收入的折现就是资本。在这个时期内有收入,不用它,就是储蓄,也就等于是投资。所以你在田里种菜,拔一根草,这是投资。下一点肥料,也是投资。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比如收藏一张画,是投资还是消费,弗里德曼也搞得乱七八糟。一张画挂在墙上我看看是消费,画是会涨价的,这是投资。所以有人买画,是为了收藏,不是为了收视。如果买一张画,准备会涨价就是投资,挂在家里,假如不是推测这个画会涨价为什么要买呢?收回来是要看和要藏是两回事。假如是收藏连看都不看,要是投资就麻烦了。睡觉是投资还是消费呢?很难搞掂的。……所以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就要看看对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了。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上街,也就是为了希望男人多看她一眼,这是投资呢还是消费呢?我觉得的投资的机会大一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就继续讲了。
我现在回头讲这些东西比较困难。我说了财富,说了资本,说了收入,说了这个~ income,也谈了利息,利率。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当然利率是很复杂的事。你去银行看几十种利率,加上所谓的高利贷的利率,宏观经济里面乱七八糟,实质利率,非实质利率,五花八门。费舍的概念,是假设没有金钱存在,是实质的,假设没有风险的。他的理论就是因为人的消费是迫不及待的,因为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假如现在不消费,死了不就可惜了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的投资是有回报的,买一桶酒放在那,过两年它是会升值的。就是因为这样会有利息的存在。所以这个利息是价格,价就是提早的需要,提早需要就要给利息。这是相当正确的看法,但是它不理会通胀的,不理会风险,也就不理会交易费用。因为有这种不同因素的存在,它的利率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可以很大,这些是细节。所以你掌握到利率是一个价格,不是时间的价,是把时间提前的价。it's not price of time, but it's the price of earlier avalibility.明不明白?这是很正确的概念,但是有很多复杂性。加上风险啊,加入费用啊,很多问题存在。顺便提一下,你看看格林斯潘,看看我们的央行,就像林毅夫对银行说还有很多加息的空间的那种看法,这些根本上是没有正式念过费舍的观点的。你看格林斯潘在这差不多二十年,他的利息率抡上抡落,八次之多。你的利息率根据费舍的观点是应该与投资的回报率相等的。假如投资回报率比利息要高的话你投资多一点,假如低于利息的话就要低……所以投资应该由市场决定的,利息率由市场决定的。政府为什么要用利息率调控经济呢?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利息率,就是人对earlier avalibility的那个认为值多少钱。或者是说对投资回报率……这个不可能错的。但是货币制度呢用利息率来调控经济是大错,所以我认为央行的做法也是大错。问题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很多年前就讲的,不是现在讲的,利息抡上抡落,我说迟早会闯祸的。后来果然搞出来个次贷风波,现在外面很多人都在骂格林斯潘的。他说利息太低了,这不是太低的问题,而是利率又上又下的问题,让人家投资怎么做啊?这个次贷,这个合约怎么写啊?所以这是个大问题。我个人认为,费舍的理论,因为它假设的风险、交易费用不存在,在很多问题上可以简化,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很难找到这么清楚的分析的。所以把他对利息的重要的分析放在你们哪本英文集子里面。
我现在回过来讲成本。今天可能说不完其他的东西,因为谈到租值的时候就很麻烦,谈到盈利的时候也很麻烦,因为我讲得和你们书上面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书是一样的。成本,cost,这个适合的翻译严格来说是没有的。经济学上的cost原本中文上没有适当的翻译的。外国人在茶余饭后提起的这个cost和我们中国人讲成本是一个意思的。但是经济学讲cost就翻译不出来。最适当的翻译应当称作代价,中国把它翻译成机会成本。但是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成本不是机会成本的,经济学上任何成本都是机会成本,那就不需要用机会两个字了。所有价格都是相对价格我们就不需要提到相对两个字了,我们就说价格就可以了。成本永远都是机会成本,机会两个字就不要了吧。成本的定义,就是,最高的代价。也就是说最高的放弃的东西,或者是你放弃的最有价值的合并,这很简单的,常常要记住。要放弃的最高价值假如不受到影响,成本就不会变,这是很重要的。比我要去理发,五十块钱,这是要理发的成本的一部分,但是我要花是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要放弃我这一个小时做的东西。我可以放弃很多东西,我放弃了最有价值的那一样,加上那五十块钱,就是我理发的成本。也就是等于我理发的价钱大致上……科斯说过的,成本和价格是一回事。就像同一个钱币两面不一样,这样看是价值,反过来看就是成本,大家彼此都有某种最高的含义在里面。为什么这么多人星期天去理发?因为他放弃的东西没有那么值钱。比如我现在去理发,有个很好的电视节目我不看了,就是电视节目对我的价值……说有人请你吃饭,我说不吃了,我去理发……假如你说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去找你,那么我说我先不理了,我理发的成本改变了。那个漂亮的女孩子,越来越漂亮的女孩子来找我,我的成本就越高。不漂亮的话呢,我就去理发了。比如说你要建个游泳池,要考虑建筑费用多少钱,游泳池要保持清洁的,每个星期都要花钱去维护这个游泳池的,要把所有费用统统折现,加进去。要找总成本的现值,加上总利率,就要考虑了。把游泳池建好了,隔壁的小孩整天跑来游泳,有没有影响成本呢?没有,但是影响了游泳池对我的利益。假如说地下有铀矿,那就不要游泳池了,因为我的成本增加了。就算我建这个游泳池的成本要二十万,每年我要给多少钱去维修,清理,这一切折现等于多少万?加上去。可是我要想到建这个游泳池我的花园就没有了,少了个花园,花园值多少钱?这些都要算到成本里面去的。然后我要考虑游泳池对我的益处。任何的局限转变,任何情况之下,到底是它到底是影响我的利益还是影响我的成本呢?你要很快,永远都是要考虑你要放弃的最高代价是什么。这就是问题。历史成本不算是成本,可以误导,但是不是成本。花了多少钱去建它,不要管。游泳池一建好之后,就是说你没建之前就要考虑它的成本多少,但是建完后就不要考虑这个历史成本了。就好像买一间毛坯房子,买了,又决定不卖出去,你就要考虑要不要花钱去装修租给别人。你就不要再考虑花了多少钱买回来的,覆水难收,除非是你觉得卖出去可以赚钱。但是你决定租不租出去,决定租你要装修,你要考虑的成本就是装修要花多少钱,还有租金的收入,大家要折现相比,一定要折现相比。假如你不折现,你不会把这个时期同那个时期的成本来相比,是要折现的。所以斯蒂格勒说是比较好的,他什么东西都要折现的。这是同一个时期相比。你说装修,装修好了也是覆水难收了,除非你要把房子卖掉,你就有收入。所以这些地考虑是很明显的,比如你想买个房子,有个花园想把它租出去,考不考虑装修呢?你不要考虑你多少钱买了这个房子,除非你想卖,不然的话你考虑的就是租出去的话每年能收多少租,而且要考虑这个房子装修的折旧率是多快,还有你装修的成本。假如你考虑的花园投资,用一笔花园投资可以增加你房子的租值的,花园投资就是花园是可以升值的。那你就要考虑人家来帮你维护花园的成本。所以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一下注值多少钱,只能考虑多少钱卖出去。多少钱放上去,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有的时候历史成本是会影响的。记得几十年前在美国,我买了相机镜头,很少用,全新的。我买回来时是五百块美金,这是个很重要的镜头,但是我从来没用它,我登报纸想把它卖掉。我老是想着自己是用五百块钱买来的,我以为市场都应该还是五百块钱,我等报纸说要卖三百五十块,因为这镜头已经是几年了。五百块钱买回来,虽然是没用过,但是我也摆了那么多年了,我登报纸想三百五十块把它卖掉。我登出去的时候,很多人跑到我家来抢买,结果我四百块卖出去。卖出去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镜头已经涨到一千多块钱了,我都不知道。那么我的兴趣就是五百块钱买回来,没有时间打听它值多少钱。这个东西都是折旧的吧,所以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但是很多的资讯问题都是关于历史成本的。所以有时你们要查查这个问题。大致上我的成本讲完了,假如放弃了最高的代价没有变,成本不变,记住这一点。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记住这一点。所有成本一定要折现。
我顺便谈一谈租值,这个很困难的。大致上来说,租值是由土地的租值来的。因为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土地是不会消失的,所以他们就认为,租是不会消失的,所以政府可以乱抽税,抽到人们叫救命。地还存在,假如教授教书,减他的薪水减到一定程度他就不教了,但是地一直都会存在的。你说他错,他们的说法是对的也不对,说是错也不全错。假如你不清楚,那块地用来种菜,你抽种菜的税转去种麦子,或者转去种别的东西,他可以完全不种。经济学上租值的概念,马歇尔把它称为准租值。算是租值,不是土地,但是算是租值。也就是说土地的租值,就是rent,不是土地也可以有租值,就是quasi rent,叫准租值,怎么叫作准呢?就是与土地有类似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的。
价格转变,行为,和供应一定多多少少会变。但是你从变的角度来看是没有租值的。但是,在变之中,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在不变的方面来看,那是租值。就是说价格变,有些东西不变,这个价格的转变就是租值。假如我做教授,大学每月付多少薪水,我教书,把我的薪水减一半,比如十万减到五万,我没有辞职,还在继续作教授。这样来看,我以前收的十万减掉五万我还教书,这五万块钱是租值,扣掉八万我还在,这个八万是租值,再减,我走了,那就不是租值了。你们要想清楚,给我十万一个月,我教得非常卖力,减掉我两万,教得没那么卖力,这就是转变。从转变的角度来看,那两万不是租值。假如我还是教得很卖力,减掉我两万,我还认真做教授,没变。最有名的例子是猫王,二十世纪最红的,收入最高的,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模仿的,但是差很远,是他发明的那种古灵精怪的唱法。他原来是开货车的,突然有一天去录音,因为他那种唱法突然间被人赏识了,每年数千万美金,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厉害的。问题就是,猫王的收入是不是租值呢?很多人认为,猫王的收入全都是租值。他是开货车的,一下变成大歌星,不需要给他那么多钱的,一直扣他的钱,原来三百块一个月,现在一千万一个月,你把他的钱一直扣,他还是唱歌。这么看的话,他赚的钱是租值。但是看清楚一点,猫王替甲公司打工,那家公司减他的薪水,减5%,他就到乙公司去了。这就改变了。你让他转职业,再扣他的薪水他也没有去开货车,这样来看他大部分的收入是租值。而他不变,唱歌的职业不变,假如他去甲公司唱,一减他薪水他去了乙公司,那就不是租值了。他的职业没有改变还是唱歌,但是他换了另外一家公司,一有转变的话就是租值了,再扣他的钱他就去拍电影了。活着他唱的歌不一样,反正是有转变就不算是租值了。价格转变供应行为不变,那才叫租值。看你从什么角度看,这点是很重要的。当我下次讲到生产成本的时候,你们就知道租值的看法是很有用的概念。我曾经在我第二卷里写供应的行为我有很详细的叙述。我从斯密一直说下来,到鲁宾逊夫人,她是我很敬佩的一位英国的女经济学家,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她没有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合理的。她拿不到诺贝尔奖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的,因为她在文革的时候支持中国共产党。这是不公道的,你管她支持什么党。在她的名著里面,叫做the economic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不完美竞争的经济学。我大概四十年前看过,不止,四十六七年。第八章,说到租值,非常精彩。她的思想在我那本供应的行为里介绍了,我还走得更远,从斯密的传统一直讲到……所以说起来斯密真的是很伟大的,很多东西都从他开始的。
最后呢我要讲盈利。英文叫做profit。不是利润,利润是不一样的。我投资是应该有回报的,起码应该有利息的回报。但是盈利,是什么呢?有这种东西,我把他称为无主孤坟。你可以争取财富极大化,可以说是争取效用极大化,所以我不是说这个概念,不可以这么说。可以说争取收入极大化,要小心你是指哪一种收入。你可以争取租值极大化,是相当有用的,样样都可以,但是你不可以争取盈利极大化,你们要很小心。回报是要有的,可以说争取回报极大化,但不可以争取盈利极大化。课本十本有九本都是错的。盈利是一个风落的现象。莫名其妙的起风了,有东西掉下来,你无从知道这个风什么时候来的,之前你不知道,之后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再发生。你无从用利息来折现的,来无影去无踪,有这种东西的。这些是不可以有理论的,不能用盈利的理论来解释行为。就好像香港在韩战的时候,盘尼西林禁运,一下上升几倍价钱,赚很多。人们不会因为突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跑去从事卖盘尼西林的生意。这种现象出现以后,预期他会继续存在,那当然每个人都去做了,但你预期它还存在的话,它不是盈利。就好像最近的米价涨得很厉害,猪肉的价格涨得很厉害。突然涨价的时候,那些人的收入突然增加,这些是盈利,不能够预期到的。当不能够预期到的时候,假如你一开始就预期到,那很多人都去养猪了。假如这个猪肉价格继续高企,别人就去养猪了。这种无法预测的风落的损失,或者是利益,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用它来做一个理论的基础,因为人的行为不会因为他的出现而改变的。处理的困难就是,有的人知道它是风落,有时候就不见得是风落,所以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很困难。我在二十年前,我已经预测到收藏艺术品是会有很好的回报率的,为什么那么肯定呢?因为我看到日本的现象,我看得很准的。当日本的经济发展得快的时候,它把画、艺术品炒高了。那些人有钱的时候就去附庸风雅,搞收藏,把艺术品的价格炒得很高。后来日本经济垮了,80年代末期,西方的印象派的画就跌得很厉害。我二十年前就看到中国的发展迟早都会带起对艺术品的炒作。我算的也蛮准的,但有的时候买得不准。我以为日本喜欢西方的印象派作品,中国也会喜欢的,没想到中国不喜欢印象派作品。中国喜欢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中国喜欢国画。因为当年,二十年前,日本的印象派非常贵,已经开始跌了。我也买了,当然买不起大师级的,就买了十名以内,十五名以内稍稍有名气的印象派作品。我买得起的这些在外国涨价,可是这些画在中国没有兴趣。我也收藏中国的,这么多画家我买哪一家好呢,我也买了一点。可是当年对自己的观察不是那么有信心,假如当年我信心十足的话,我会把全部身家都当掉去买的。问题时,我赚了些钱,把我的基金收藏了,这是不是风落呢?有一点风落在里面。有的是碰巧,事实上我是看到了,但没看到那么厉害。当时的画十万块钱一张,现在是三百万,想起来是三十倍。二十年升值三十倍是很不错的了。我有个朋友,十五年内收藏,升了七十倍。当然他是有运气的。所以风落的问题,就好像很简单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看到农产品会涨价是十多年前看到的。我1996年说得很清楚,十年之后,农产品价格会大升。我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叫《缺粮说》,我现在回看那篇文章,前几年,2003年为那篇文章写了个后续,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看错了,那是2003年。我1996年说十年后要涨,七年后我写了说糟糕我看错了,幸亏我那个后记里说,目前看错,可是农产品还是会涨价的。要做投资,假如对自己那么有信心的,应该是大有可为。但是作过来,为什么呢?前几年我跑到苏北区,我有个基金,我看好农业,想承包几千亩土地,没有做到。那你说我厉不厉害呢,我去承包一个果园,你看我最近发表一篇文章,我输的一塌糊涂,所有农产品都在涨价,只有水果价格下降。所以呢,这也是风落,不是风落的盈利,这是风落的损失。做梦也没想到,怎么想得到呢,怎么猜得到农产品里面水果是降价的呢?我的荔枝,到今天,上架的荔枝只是批发,三块钱一斤,那时候是十多块一斤,十几年前都是十多块一斤的,现在只要三块钱一斤。所以我的果园打电话来,说枇杷都跌到地下了,我说算了算了你们拿去吃吧,我不要了。好了,今天开始问问题。
April 12

08Apr录音记录(十之五)

2008年4月18日 西交1200教室
……
我的做法:……也就是说,假如A发生,B也会发生;假如B不发生,A也不会发生;假如B不发生,而A又发生,那就错了。你这个A和B要都可以看得见,然后就用逻辑推出的假设。在这里面,有些A或B是看不见的,不存在的,所以要加上一些局限条件。通过逻辑,得出结论。A与B是两点,作完这边再导另外一边,这样两点两点做下去,可以把世事解释的非常圆满,不需要整一大堆数据来说。我在芝大的时候,当时知道学生都是这么来做,我就知道经济学的悲剧要发生了。那时候刚开始有电脑,回归分析可以坐得非常快,他们就去打了。那时候没有光盘,是用纸带的,上面有洞的那种。用电脑来算的时候,二三十个变数加进去,……纸那么厚,只要看t够不够大,大不大过2,几千条出来总有大过2的,那就行了,然后就……这是悲剧啊,蠢材!那些老师跟学生都是做这个,你们知道我碰到什么吗?十几个变数,有数在那,完全没有关系的,把它做回归分析,……总有一个是对的,……大篇文章,都是很傻的。因为电脑便宜!放什么垃圾进去,都有东西出来的。弗里德曼当时跟我说,这些学生都是发神经,谁都知道可以用电脑来算。他说这是“Garbadge in,garbadge out!”我跟你打赌,完全不相干的,全部加进电脑去做回归分析,总可以找出些有关的。总可以找到那个数比2大,那个就是解释。实在是很可怜!要不有些人念经济越念越蠢!
你们要对需求定律掌握的好,要对这个世界认识很多,常常要到市场上去走,要知道很多世事。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生物、化学、物理都是一种科学,他们彼此之间在科学方法上都是一样的。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处理的方法不一样。有些用多一点数学,有些用少一点,有些是完全不用数学的。但是它们都有实验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原则上跟物理学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它不同的,是不能从物理上搬过来搞经济的,不能把化学搬到物理上。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是很简单的,而且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说起来有四十多年的心得:理论一定要简单,理论不简单是没有机会的,简单下来就是一条需求曲线,没有其他的。效用函数,生产函数我都知道,但是我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条需求曲线不能没有它。如果你一定要跟我谈吉芬物品就不要骚扰我了。一定要简单,变化一定要复杂。你要对世界认识很多,一有什么现象出来,局限条件变化,尽量把这局限条件变化联系到价值规律。你要怎么处理是要讲真功夫的,真功夫不是什么天才不天才的,课本里就教你的。你要到外面的世界去跑一跑,看到某些情况要能够举一反三。如果你看有现象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不是指一两个现象,数以千计的你都遇到过,就可以解释得到。通常来说,现象未必可以马上可找到解释,有些比较古怪的现象要想两三个小时,有些要想很多天的。
你看我写的书,书里提到给小费的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只好亲自去饭店问他,一问我就知道了。困难就是,为什么有人会给小费,为什么要给,你们会不会答。客人觉得服务好就给,自动给,很多高级的餐馆是强逼10%-15%的小费在里边,强逼小费如何解释呢?这就是困难了,怎么解释呢。你问问那些拿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十个在我们面前十个都答不出来。我不是说他们蠢,不是说他们经济理论不够,他们答不上来是因为的经济理论太深,最重要的困难是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费的问题我没有怎么认真的想过,我知道我要拿到解释很容易。当我写第二卷(供应的行为)时候,……我知道我怎么样找到答案,但是我懒得去做。后来我去餐馆问一问,我一问就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强逼小费呢?很难解释?完全不难的,一问马上就知道。问题就是一定要简单,对真实世界要知道很多,日积月累。
我六七岁饥荒的的时候就在广西到处跑,在二战后我在香港的底层社会到处跑,所以我对市场的现象知道的非常多。来来去去就是简单的理论,需求定律,局限变化,然后对真实世界认识的多。你提出一个现象,我立刻就想到其他另一个现象,很快的。我写的那篇票价偏低的文章,几分钟我就想到答案,用几个晚上去证实它,一说突然就想到了。这跟天才不天才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不知道外面的世事,真的是没有办法。抱着那些很复杂的生产函数,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认为是博弈理论,不晓得是什么东西,说得那么多符号不知道代表什么东西。
……我认为是个相当好的例子,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需求量是看不见的,能不能把需求量表达的看的见呢?在美国,在香港,在大陆也有的,有些老师是拿到研究金的,或是某个机构的一笔钱,不是加薪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有的。这个研究金是给到我,但是我不能拿它去请客,不能拿去旅游,只能用在与研究有关的事情。比如要复印资料就是跟研究有关了,可以用这个钱的。可以想象这个情况,加入大学里一年给我五万块钱作研究金,不能拿去……可是可以用来复印的。假如你不给我这个五万,而且加我五万薪水,这五万我就不拿来复印,就可以拿来……这两个五万用途不一样。去学校复印价钱都是一样的,加了薪水也是这么多,在什么情况下会复印的多一点呢?答案是研究金贵的时候。给我五万,付一万复印就是多的了,假如加我五万薪水,那复印的就少了。不是因为我忠于研究而去研究,而是因为我用研究金去供应比较便宜。虽然价格一样,一块钱放在我的私人户口就是一块钱,一块钱研究金,学校布置给我,这一块钱就不值一块钱。假如一块钱在我口袋里,我去请一顿。如果是去复印的,对我来说最多等于是我自己的四毛钱。两个都是送我这么多钱,我用研究金的话是便宜得多,复印一块钱等于我是出了四毛钱,那当然便宜很多,我就复印很多。
这个例子,第一,是非常准确的,用研究金去复印一定复印的更多,绝对不会错的,跟我刚才说的一百块钱在地上一会儿会不见是一样的道理,准确的不得了。第二,不知道复印的需求量是什么,但是我加了一些局限条件上去,局限条件的转变,不要研究金有另外的约束,研究金价格低了,复印增加了,这是逻辑解释,看得见。在这种情况下,拿着研究金的,复印增加,可以验证,都看得见。当我加一点条件上去,假如是研究金我就这么花,假如不是我就不是这个花法,这就叫做验证的条件,科学上叫做test condition。那一本英文文章,第一篇,好文章,最浅的一篇……,test condition,验证条件。在经济学上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局限条件的转变,很清楚,量加上条件推出这种转变。需求量转变成成交量。这种解释严格意义来说,……如果找到解释,就可以写成一篇文章。资料是不容易拿的,谁肯告诉你啊,假如有足够的资料,一篇文章就写成了。推论出来之后,把它一般化,假如你成功,就成为一篇重要的文章。有两三篇这种文章,就值得拿诺贝尔奖。差不多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还没拿到,但确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因为我有一篇,座位票价这篇,我写到后来开始一般化的时候,编辑跟我说很想登这篇,但是说你的文章太长了,切开几页吧。我就把开始前边切掉了,后边一般化的时候我不敢再加长,等于写了一两页纸,编辑跟我说没有位置登。后来,有三个经济学家,把我最后一般化的那一段再往前推一点,就搞出那个效用工资理论,三个人拿诺贝尔奖。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现象,我来解释这个现象,……解释现象就是我这个方法了,需求定律,没有不用这个需求定律的,加上一些局限变化,有些是很必要的,有些不是那么必要的,有些是很妙的,我简直跳起来了。像我第二卷里解释全线逼销,很妙的,我讲到了玉器市场,很妙的。解释了几个现象后就把他一般化。
科斯,他是用了音波频率,把它一般化,就成了科斯定律。斯蒂格勒是二十世纪经济思想史最大的大师,他说一百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科斯定律,其实是非常浅的。再看需求定律的含义,阿尔钦提出的解释,本来是很精彩的,但是香港的两位大学教授说他错了,闹得蛮大,后来,我有个学生回应了,也是不对的。后来几年前我终于找到答案,你猜猜阿尔钦说什么,假如加工生产的金山橙(新奇士橙),这是加工生产的橙子里最好,但是加工本地很少有这种橙子卖,因为全部出口了。为什么把好的出口了,留下不好的呢?后来有人把这个推到苹果上面,最有名的是华盛顿出的红苹果,那是最好的,华盛顿本州很少,为什么好的水果外销呢?阿尔钦的解释,听起来是很对的。他说在加州或是华盛顿州,假如一个好的苹果和一个次的,是两块钱对一块钱,2:1。这些苹果运到中国或香港要加运费,每个加一块钱,那那个贵的苹果变成三块钱了,便宜的成了两块钱,变成了3:2,本地是2:1。运到外地,变成3:2,等于是1.5:1,价格都是讲相对价格。所以这些苹果运到中国或是香港,质量高的相对价格就低了,因为加上固定的运价。这个解释听起来很漂亮。那解释行家们为什么不好好听呢?因为苹果出了口(外销)以后,好的苹果的相对价格降低了,这个解释是合情合理的,当时我们做学生时候听了也说对啊对啊。
……这个问题,大概是到了六十年代的末期,两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用的是等优曲线分析,优质是一个,次优是另一个。清清楚楚证明了我的老师阿尔钦是错的,清清楚楚证明了这很麻烦。这两个教授其实也是相当蠢的,他们举出一些反证的例子,他们说你吃龙虾,不是说只是……你要吃好龙虾的话当然要在波士顿本地,哪里有说龙虾要出口的呢?所以他们也蛮蠢的。龙虾要空运起码要失去一半的肉的,你要吃新鲜的当然要到农村去吃比较新鲜的。假如波士顿真的要把好的龙虾外销的话,不可能把坏的龙虾输出去,因为出去后龙虾的质量就差了。这个问题证明的方法,我的老师的说法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那个现象太普及。比如你找一块很好的土地,又有风景,地点又好,建一所房子,不可能建一个很差的房子的。建一个差的房子,就会血本无归。你不可能买一块很贵的地,而建一幢烂房子。你坐飞机到法国,在……吃一顿,你进去不会叫最差的红酒。去了那么美的地方当然尽量要最好的。比如我现在很难……去听一场音乐会,我要推去很多的约会才去听一场音乐会,我不会买最差的票。这些是一般的现象。到一个很高档的餐馆去吃牛排,你不会吃汉堡包的,他连汉堡包都没得卖的。这是一个规律。假如阿尔钦是对的,这些所有规律都是用需求定律来解释的。但是这两个芝加哥教授,说他错,他们证明的相当清楚阿尔钦是错的。那么这些事从七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写文章都是错的。最后当然是我把它校正了。
我的解释很简单。不管是阿尔钦也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好,不能优质劣质这么简单来说,因为你看不出来。假如你把苹果,甲种苹果,乙种苹果,假如你说优劣是以糖计算的话,把糖也计算进去是对的。这时候,你的运费是一样的,两个苹果,这个加入糖分,运费没有增加,糖分再加也没有运费增加,就变成,糖分越多,运费越低了。运费越低,当然就买糖分高的了。他们搞错的地方就是,优质苹果,次质苹果,没有把糖算进去,那就什么曲线都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呢,又回到我前些天说的,何谓量,这是很重要的。苹果是一堆的算,但是那些糖分应该是有价在里面的,……,因为它运费是零。糖分加得越多,越好的苹果就会出口。这也是需求定律,这是对的,明白吗?
数之不尽的现象,提供这个例子。这是我的母亲,不在世很多年了。当年我在美国念书,妈妈寄一箱东西给我,有衣服,有维他命丸,能塞多少就塞多少。反正就是那么多钱寄一箱,能给我塞多少就塞多少。这是母亲的爱,是被需求定律解释的。在香港,开补习班,学生要交钱,四百块钱一个月。一堂课一百,那些学生没有缺席的。在香港大学,上课是免费的。一天两堂课来上的,……下去都不来上课的,为什么,那也是需求定律啊。斯密的大学,要自己交学费,那些学生是拼命很多的,用心很多的,为什么,那也是需求定律。一个女孩,追一个男孩,她不会把黑色的墨涂在脸上,为什么,需求定律。越想越多的。几乎没有什么事不经过需求定律的。我写关于中国婚姻的文章,全部都是需求定律。看看我对蜜蜂的分析,戏院的座位票价,整个佃农理论,都是需求定律。但是那些局限条件的变化,或是验证条件的变化,要玩的很有深度,有想象力。但是假如不知道真实世界,那就是很大问题了。找任何现象给我,几分钟之内,最多几十分钟之内,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相关的例子。那么你们就是要到处去跑跑,全世界,街头巷尾,都要去走走,要知道举一反三。来来去去都是的。那一条需求曲线,边际产出下降定律,你们知道这条线吗?这条线跟需求曲线是一样的。不用理它是生产还是消费,只要是往右下倾斜就可以了。我当时就提出来,我在床上睡觉,你说是消费呢,还是投资生产呢?我怎么知道……我不睡觉我不去生产,……消费享受呢还是生产投资呢?很难分的,也无需要分。但是都是往右下倾斜,两条都是。只不过我用起来,当它是生产的边际曲线,没有问题的。你叫它租值也好,消费者盈余也好,分析方法完全一样。到下个星期我会说到,……那个市场怎么区分。只不过是合约的安排不一样,没什么好区分的。所以所有理论在我简单的方式之下,这个问题,我当年学理论的时候,我也学的非常复杂的。然后我慢慢把它简化,然后又回到复杂,然后又把它简化。做了几年工夫,现在我不用复杂的理论,我只用简单的,但是变化万千,变化很多,复杂的我不理了。我对简单理论的把握我自己很有信心。我曾经学过复杂的理论。像科斯,他对简单的理论掌握的好,但是他复杂的理论没有怎么学过,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学的复杂呢,有些人可能是不学复杂的就不会用简单的。有些人,像科斯,他对浅的掌握得很好,你一说复杂的他没学过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它是天才。我自己到现在还不清楚,我假如不学复杂的话,我能不能把简单的掌握得这么好,我自己也答不上来。很多人问我,……劳动力的需求曲线,怎么样证法,我教过,因为我是依靠它骗饭吃。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现在是用浅的理论。我认为自己对这个浅的理论的掌握已经到顶级了,我对这个浅的理论的掌握应该比科斯的变化还要多。但是我曾经到过高深的理论,那个境界,一个人需不需要很高深的境界,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的问题,你们老师要你们去学复杂的理论,他们都不教你回头再走浅的理论,你们就懂深不懂浅,就等于不懂,这是你们的悲哀。好了,今天到此为止。
April 07

[转载]中交百年(五)

这次补上“南三行”中的另外两位银行家: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和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
v 叶景葵(揆初)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浙江杭州人,出身官宦家庭,清末进士。
主要职业经历 盛京财政总局会办(1905-1907);浙江兴业银行汉行总经理(1908-1911,兼职,同期担任四川转运局驻沪总办);天津造币厂监督(1911);署理大清银行监督(1911-1912);浙江兴业银行董事(1912-1915,主持工作)、董事长(1915-1945)、常务董事(1945-1949),1949年病逝于上海。
“金枝玉叶” 中行渊源 叶景葵进入银行界和浙江兴业银行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在盛京财政总局任内因帮助代募苏浙铁路股款得以与浙兴的很多股东熟识,除了这层关系外,叶景葵最早的职业经历还和赵尔巽以及中行有着很深的渊源。
叶景葵和赵尔巽的最初相识是因为叶的岳父和赵尔巽的胞弟是结拜兄弟这层关系,两人相识后,赵尔巽非常赏识叶的才华,由此他在山西、湖南巡抚和盛京将军任内都将叶景葵揽入幕府,让叶和另一幕僚金还共同总揽文书处理,叶景葵和金还因此熟识并结为挚友,在分工上,金还偏重处理政治面的文书,而叶景葵则主要负责经济类,当时人们把赵尔巽手下这两个出色的文案总办合称为“金枝玉叶”,后来叶景葵整顿盛京财政的建议被赵尔巽采纳,赵委任叶为盛京财政总局会办,叶的财经职业经历由此开启。
叶景葵和金还当时也许没有想到,他们最终都进入了银行界,而且还先后进入了同一家银行:中国银行。叶景葵在1911年署理大清银行监督,负责对银行的整顿,重用了行内的宋汉章、吴鼎昌;金还在1923至1928年间担任了五年的中国银行总裁,当时中行的副总裁就是张嘉璈,呵呵。后来被叶景葵延揽到浙江兴业担任总经理的“二徐”徐新六和徐寄庼严格的来讲也是中行出身。徐新六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回国后担任中行北京分行协理(徐新六的爸爸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徐珂,很多同学在中学时应该都学过他写的冯婉贞,呵呵);徐寄庼毕业于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担任过中行九江支行的经理。
浙兴荣衰 浙兴的鼎盛时期是二十年代的前中期,从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浙兴在同业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尽管仍是很重要的私营银行,但已荣景不再。
从外部因素来看,浙兴主要投资于工商业,其兴在,从一战期间到二十年代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市场环境相对自由,浙兴资金宽裕,叶景葵支持张嘉璈抵制停兑令的成功又大大提高了浙兴的信誉;其衰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使浙兴失去了发钞权,紧随其后的战争又重创了很多工商业企业,一些大型基建投资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比如,浙兴和中行、浙实联合投资200万元修建钱塘江大桥,工程历时数年,于抗战爆发前后才建成通车,大桥作为战备工程为战时军事运输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但不久淞沪战事失利,国民政府为阻滞日军进攻下令将大桥炸毁。
作为银行的最主要负责人,浙兴的荣衰和叶景葵本人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叶的经营风格稳健有余而创新不足,经营方式相对保守。叶景葵非常看重职业操守和私营银行的独立性,叶的品德自然无可指摘,抵制停兑令的成功也塑造了他的声望,但国民政府不是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对上海鞭长莫及,南京政府却和上海近在咫尺,更重要的是南京政府控制金融的意志远不是软弱的北洋政府可以比的,而叶景葵和这个政府的关系却太疏远了。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曾向上海银钱业摊派800万盐业公债,要求浙兴认购其中的40万元,叶景葵不满于政府动辄强行摊派,最初只愿认领25万,钱新之派他的亲信、交行上海分行经理胡祖同前来劝说,叶才答应增加到30万,但不愿再增。据说,蒋在得知之后,气得拍着桌子说“他不帮我,我让他关门”,最后还是陈光甫亲自上门,告知叶,其它银行钱庄均已如数认领,叶才勉强认购到40万…也许和同时代的银行家相比,叶身上更多的还是士大夫和文人的气息吧。
v 李铭(馥荪)
李铭(1887-1966),字馥荪,浙江绍兴人。早年留日,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和后来同样成为“南三行”内重量级银行家的徐寄庼和陈朵如是同学,课余,李铭到横滨正金银行实习,正金在日本是专营国际汇兑的银行,在正金实习的经历也对李铭后来经营浙江实业银行的方针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回国后,李铭受浙江都督汤寿潜委派接管整顿浙江银行。
主要职业经历 浙江银行稽核(1911);浙江银行(1915年后更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沪行副经理、经理(1912-1923);1923年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分营,商股组建浙江实业银行,李铭任浙江实业银行常务董事、总经理(1923-1927);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1927-1949,1948年后浙江实业银行再次更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1949年后,移居香港,在港另外注册成立香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仍担任董事长,1966年病逝。
作为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李铭还长期兼任业界的很多要职: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1926-1934,1937-1940),1947年全国银行同业公会成立,李铭当选首届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1928-1935,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人组成的中行董事会…真正的梦之队);国民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27-1940);中央银行首届监事会主席;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库首任主席等。
业界领袖:周末聚会 同业公会 业界联合的倡导者 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最初的雏形是上海一些刚出道的年轻银行家在周末的不定期聚会。当时经常聚在一起的张嘉璈、钱新之、陈光甫和李铭也许没有想到他们日后都成了近代金融史上最重要的银行家,成了业界有人戏称的银钱业“四大名旦”,而他们之间的聚会也发展成了全国最早的银行公会和江浙财团的核心组织之一: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李铭作为业界联合的坚定倡导者先后担任了十二年银行公会主席,对外他代表着上海银行业,对内他又是银行同业联合的最主要推手之一,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票据交换所、中国征信所…业界联合的每一步无不倾注着李铭的心血。
三十年代中期白银危机的时候,李铭还曾想尝试创立一家上海银行同业的不动产抵押银行,通过集中和抵押各家银行的不动产发行银行债券来联合业界共同度过金融危机,在协商之后,李铭向国民政府反映了这一建议,事情的结果让人啼笑皆非:宋子文发话了,说政府可以允准成立这家不动产银行,但前提是必须由他的弟弟宋子良担任银行的负责人,李铭随即收回了原来的提议…再让宋家控制了不动产银行,那全上海所有华资银行的核心资产不就全攥在宋家和政府手里了…
国民政府利用白银危机引发的挤兑风潮收购和改组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这三家规模不小的银行,它们和宋家孔家的出纳所中国国货银行成为了官商合办的“小四行”,加入大量官股改组后除了中国实业经营状况尚可之外,中国通商就一直控制在杜月笙手里,四明的资产被官派的董事长吴启鼎贱卖转移了几百万,据说政府是在十几年之后才知道四明已经被淘空了…这简直太讽刺了,吴来接管四明之前是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人,不是宋家孔家的亲信能派他来吗,政府还不知道?!是不知道还是不作为…
浙实的内部管理:李陈配 “绍兴人的小气派” 这里的“李陈配”说的是浙实董事长李铭和总经理陈朵如的搭档。两人的经营风格相近,关系默契,李铭偏于主外,陈朵如偏于主内,相得益彰。李铭和陈朵如都很精打细算,这点在银行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上表现的就很明显。李铭最看重的是银行的盈利能力,所以只在盈利前景看好或是具有稳定客户群的上海、杭州和汉口开设分行,从不在政治动荡的地区设置分支机构,这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全国广设八九十家分支行的经营风格大相径庭,连陈光甫也嫌李铭过于谨慎,戏称李经营银行是“绍兴人的小气派”。在人事方面,李铭、陈朵如的风格也和陈光甫不太一样。浙实很少外聘高管,行员几乎全部出自自身的实习生,且不少行员都是苦出身。原因在于,出身贫寒的职员珍惜工作机会,踏实努力,对工资没有太多的要求,而不外聘高管,则可激励普通行员进取。章乃器、孔绶蘅都是从下层职员成长起来的高管,章乃器改进了银行总管理处、各分行之间的往来账目,还和张嘉璈一起创立了调查评估企业信用的中国征信所,把外资调查机构挤出了国内市场,孔绶蘅擅长买卖外汇,是出名的“瑞士法郎之王”…
浙实的投资领域:长远眼光下的外汇和外企 与“南三行”中的其它两家银行相比,浙实对民族工商业的放款要少得多,谨慎的李铭遵循“重质不重量”的投资原则,更看好资金充裕、信誉良好、盈利前景稳定的外企,外汇和外企也就成为了浙江实业银行经营投资的主要领域。
浙实最早经营的外汇业务来自德国侨民和德资企业。一战期间,德国在华开设的德华银行停业,而其它外资银行几乎全都来自当时与德国敌对的国家,在沪德侨、德资企业的存款和向德国本土汇款完全无法进行。李铭得知之后,决定开办德侨、德资企业的存、汇款以及贸易押汇业务,浙实成为当时上海惟一办理此项业务的银行。李铭通过邀请洋行买办在浙实入股或担任董事、帮助外企募股上市、购买持有外企股份等多种渠道建立起和外企的经济联系,在争取外企客户的过程中,李铭并不急功近利,而是很有耐心地以长远眼光审视和外企的业务往来,美资企业上海电力公司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该公司在进行长期合作后最终选定浙江实业银行作为它的往来银行。如此多的外企都青睐李铭,这不是偶然的,除了个人的能力和声望之外,在李铭身上还可以看到一种在西方备受推崇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一家私营银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打拼,由小变大,这足以为它的经营者赢得尊敬和信誉,这是中国版的American dream…
或许是因为浙江实业银行经营外汇太有名了,国民政府在勒逼外汇和黄金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李铭。最开始是蒋介石召见,后来是蒋经国约谈,胁迫李铭上缴银行所有的外汇和黄金以换取金圆券…南京国民政府啊,它成立的时候李铭给它筹过款,它设立独立的基金会运转政府公债时李铭曾对它信心满满,对它表现出的令人始料未及的贪腐无能李铭感到失望,对它垄断金融的政策李铭尽管很不满还是默默忍受,但是用金圆券勒逼银行的外汇和黄金真的太过分了,这简直就是在抢劫嘛。银行的外汇多,那也是一点点辛苦挣来的,不像国民政府的法币和金圆券是从印钞机里印出来的,人们怎么相信金圆券,如果能制止住通货膨胀国民政府会发行金圆券吗(也许发行金圆券的目的原本就不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是要在经济崩溃前卷走所有的金银和外汇)…说句不太客气的话,如果一个经济体制让李铭这样的银行家都感到生存困难的话,那这个经济体制恐怕就真的有点问题了。
1949年,李铭离开了大陆,但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香港…那里的环境或许更适合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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